第二年春天，王定国和剧社其他同志又被押解到张掖敌三○○旅旅部，由敌旅长韩起功监管。一面受到敌人的监视和奴役，一面充当临时的演员。即使身陷囹圄，英勇的红军战士也从未忘记为理想与自由而斗争。在张掖敌旅司令部，王定国发现，有不少西路军被俘同志被敌人强迫在机关内当兵，还有的在电台和参谋处工作。经过多次接触，王定国取得地下党支部的信任，被选为支部组织委员。“这个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同志、传递消息、等待时机、组织重返革命队伍。然而，河西走廊地区被马家军严密控制着，这么多失散的同志怎样才能回到革命队伍呢？”王定国说，那时大家的心情真可以用“心急如焚”来形容。

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党中央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吴玉章一同被誉为“中共五老”的谢觉哉出任党代表。根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谢觉哉一到兰州便着手进行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受谢觉哉委托，在兰州和河西走廊各县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传教士高金城医生来到张掖，立即开设一所福音医院帮助我党为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做掩护。

以医院救护伤员的任务重为由，高金城亲自出面向敌旅长韩起功借王定国等7名红军剧社人员到医院当护士。在高金城医生的帮助下，王定国和同志们立即开展秘密接应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福音堂医院也成为张掖县地下支部的秘密联络点。此后，由于营救活动引起敌人的怀疑，王定国等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当年9月，在地下党支部的决定下，王定国告别了善良的高金城医生和同志们，踏上了去兰州的路途。

跨越半个世纪的寻找

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她认为，当年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及后果，不能由这些无辜的战友承担，而且，这些人都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现在不解决，后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更难以解决。

于是，她和伍修权一起，自费跑遍河西走廊，越乌鞘岭，跨湟水河，顶着戈壁烈日，迎着祁连山朔风，为的是一项几十年前没能完成的任务———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那时，经常有素不相识的西路红军女战士找王定国解决问题，经她过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人能叫出名字的就有10多人。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走访，王定国和伍修权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最终促使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专门文件，妥善解决了遗留多年的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经济、医疗问题，使西路军的幸存者能够安享晚年，先驱者能够瞑目安息。从此，那些被叫做“红军流落人员”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称呼——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西路军战友对王定国的义举深表感激，可王定国只是说：“我做了件该做的事情。”

每逢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活动，很多机构邀请王定国外出参加各种活动，有时一个星期总有两三天睡不了午觉。因为一去参加活动她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所以很多活动都被家人谢绝了。但只要被她知道了，总要批评家人，说人家请的是老红军，不是我个人，没理由不去的。所以只要身体无大碍，家里人就不得不让她去。

“能让大家高兴我也很高兴。我一个老红军，很多国事活动都来接我参加，还图什么呢？每天看看新闻、听听广播，天气好时出去走走。既然笑着愁着都是过，为什么不让自己的晚年在微笑中度过？”王定国脸上的皱纹似乎舒展了许多。

这位老人健康长寿的秘诀，就是她自己总结的：“对生命要积极进攻，不能消极防御，对生活就该难得糊涂，不违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