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中立是我国最大的镍矿-金川镍矿的主要发现者之一。温家宝调到甘肃地质局做地矿处副处长时，汤中立任甘肃地质局总工程师。两人从1979年到1982年曾一起共事。

温家宝在书中多次提到汤中立。

汤中立对温家宝说：“我认为你搞行政挺好。国家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正在拨乱反正，需要一批有大局意识，有能力的年轻干部。”

汤中立认为，温家宝是一个有担当的年轻干部。“他懂专业，又懂管理，思想上也很正派。”

温家宝的“有担当”——这在温家宝还是技术员的时候，就被马海山注意到了。

马海山回忆，温家宝跟随自己第一次出野外时就遭遇了险情。他们扎在半山腰的宿营地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眼看着洪水不断上涨，一些队员还是不愿意搬离，他们认为水不会涨到营地。”

马海山说，自己正焦急的时候，温家宝和他一起做队员的工作，劝大家搬家。

还有一次，温家宝在祁连山北坡工作时，突然大风呼啸而来，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温家宝马上敲击水壶，招呼大家蹲在骆驼旁躲避沙暴。

马海山说，“在那种环境下，能操好自己的心都不错了，温家宝不是，他平时很安静，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就会站出来。”

他的“担当”被他的同事认为对工作和同事负责。

任丰寿对他就有这样的印象：“开会的时候，他不怎么爱发言，但他一发言，总能综合会议上各种意见，得出一个让大家心服口服的结论。”

温家宝在书中也提到，“我一般不太参加争论，但会仔细听取两方乃至多方意见，弄清事实和证据。”

“为了弄清事实，他很注重调研。不管他后来做了多大的领导，都是这样。”孙矿生对记者说。

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任副局长时，孙矿生是地质局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担任了省地矿局的局长。

孙矿生说，那时我们住在同一层楼，每天都能在楼道里遇到。他记得，那时的温家宝穿着很普通，上身常穿着一件洗得掉色的蓝卡军便服，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和一般职工没有区别。

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的同事陈广清经常与温家宝一起出差，常住在一个房间，“除了晚上，你见不到他。他总是到处走访、调查。晚上回来后，也是忙着做笔记，不怎么闲聊天。”

早在1979年，温家宝就在日记里说，“我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赵生贵的名字也出现在书中。温家宝提到二人曾一起下队调研。那时，温家宝任地矿处副处长，赵生贵是局里的副总工程师。

今年84岁的赵生贵回忆：“在那次调研中，当时道路不好走，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才到第一个调研地。路上颠得肺都出来了。”

他说，在调研过程中，为了赶路，有时候饭顾不得吃，就随便在路边买点东西当干粮随身带着。

赵生贵第一次见温家宝是在1979年甘肃省地质局召开的一次铬铁矿找矿动员会上，温家宝发表了一篇《从祁连山超基性岩特征认识建造与改造的关系》的论文。论文中提到奥菲奥岩，指出了它在祁连山的存在。赵生贵说：“因为那篇论文，我对他很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