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传》就是在那段时间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酝酿出来的，不仅能从文本上寻找出阎崇年最早通读原始史料的影子，更能看出作者历史观的奠定始于那个特殊的年代。20岁，正是历史观培养的最佳年龄段。几年间的幸与不幸，并没有单纯地成为他心灵上的一道疤，而是从时代变迁和人生沉浮中获得了一种眼光：审视历史、挖掘历史、求真求理，不人云亦云、概念先行，更不遗忘、否定。

　　治学观

　　2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大部头的著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档案、国外历史记录的整理……不就是一座座富矿吗？阎崇年一头扎了进去。海量阅读，只嫌知道得太少；惜时如命，只嫌日头太短。为了制作更便捷的图书资料检索系统，他50多岁又开始学计算机。别人说他自讨苦吃，他只觉得乐在其中。

寒来暑往。通过对正反材料的对比阅读和对历史细节问题的分析甄别，阎崇年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他把这些都归结于生性带来的那股子“较真”。

20多年前，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有一座清代建筑群遗址，那里古建遗存比较完整，现在还留有一段护城河，但一直无法判定属于什么朝代。阎崇年曾实地勘察，初步判断此地应属康熙行宫，可是，《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康熙起居注册》等文献，均不见记载。为此，阎崇年先后查阅了大量资料，可惜，一无所获。

正当这事悬而未决时，一次台湾讲学之行，峰回路转，打破了迷局。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廷满文秘档，明确记载：昌平郑各庄古建筑群，是康熙兴建的行宫和王府。阎崇年立刻眼前一亮，开心得像个孩子。“因为材料不足，很多历史谜团都无法破解，一旦有了史料，就可以石破天惊，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可以大胆假设，也可以长久存疑。”

1997年，阎崇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论文不算太长，却耗费了他整整20年的心血。20年，他揣着这桩心事，跑遍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乃至欧美、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只为求证一个问题：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康熙顺天府志》属于“孤本”。当年，他和北图善本部工作人员提起这个猜想，也只是一种推论。2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几年后，在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当所长时，阎崇年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那时，国内外有藏学、蒙古学等学科，但没有人把满学作为专门的学科，于是，1989年，阎崇年给有关部门写了书面报告，提出成立满学研究所的想法。接下来的两年，打了多少报告、开了多少座谈会，阎崇年无从计数。直到1991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满学研究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满族历史、语言、文化合成一个学科来研究的专业的满学研究机构，两年后又成立满学会，满学研究在国内外渐成气候。

阎崇年总被问到这样的问题：“20年苦苦取证、为新学科孜孜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回答简单而真诚：“我对历史有感情。”其实很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刻意，一如最初喜爱历史那样单纯。

　传播观

　　学术成果不是靠头衔和光环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