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的日子。从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年开始，每年的这一天，周总理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都会自发聚集起来，举行朴素的纪念活动，至今已经39次。

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周尔均将军及夫人、中央电视台高级编导邓在军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讲述总理生前、身后感人故事，回忆周总理所讲“不要做八旗子弟”等教诲，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具有现实意义。

不为人知的周总理家祭

周总理的侄媳邓在军至今清晰地记得，总理逝世第二年，纪念活动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一个小过道里举行，面前只有一座周恩来总理的白色塑像，基座很矮。直到1982年年末，毛主席纪念堂开辟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革命业绩纪念室，家祭日才转移到了周恩来纪念室。

与伟人诞辰日国家组织的纪念活动不同，家祭日一直以来都低调进行。这与周家“做普通人”的家训和低调的处事风格相一致。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纪念堂的二楼有一间周恩来纪念室，百余平方米的展室内，正中摆放着周恩来塑像，四周陈列着历史照片和少量实物。家祭活动便在此举行。

今年的家祭日活动在下午举行，到场的包括周恩来总理的侄儿周尔均及夫人邓在军、侄女周秉德等亲属，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钱嘉东、马列等及亲属，以及得到邀请的相关人士。由于是40周年纪念，人数比往年要多，纪念室里显得有些拥挤。

除了在纪念室的吊唁，家祭日当天，亲属和相关人士在毛主席纪念堂的电影厅分享了一年来宣扬周恩来精神的活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到场再现了周恩来在北二外与学生们亲切交流的场景。

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参加家祭日的人中，直接接触过周恩来总理的人越来越少，但“二代”和“三代”多了起来。在纪念活动中看到年轻人越来越多，也是周恩来侄子周尔均最乐于见到的。

1982年出生的盖艳峰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但她也是“周恩来青年研习会”主创人员之一，这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发的组织，在网上论坛专门讨论学习周恩来精神。家祭日这天她获邀来到现场，见到周尔均等周恩来的亲人，让她激动不已。

周尔均想起一个“90后”女孩儿在参观了“你是这样的人——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珍品巡回展”后，在留言簿上写下的一段话：“何其有幸，让我通过大量的书籍、透过历史的长河去遇见你。即使在有你的年代不曾有我，但庆幸的是，在有我的年代，依然有你。”周恩来精神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周总理逝世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后，我们纪念总理，纪念他的什么？”带着问题，周尔均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七妈同意我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但这是特例。”

1976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由于保密的原因，外界并不知道总理的具体病情，周尔均和邓在军这些亲属也不例外。

1966年，“文革”刚开始，周总理对这场运动难以捉摸的灾难性是有心理准备的，为了避免牵连亲属，他向周尔均等亲属打招呼：这段时间就不要去西花厅了，并通过身边的秘书传达给亲属“约法三章”：“一条是，无论公事私事不能托他们办；第二条是，运动中要学会游泳，自己对自己负责；第三条是，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周尔均回忆说。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联系，周尔均幸运地有两三次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开会时见到总理，并在大会上聆听了总理的重要讲话。有一次是在入场前，他同总理面对面相遇，虽然是在公众场合，殷切思念伯伯的周尔均没有像往常那样闪避，向总理道了声，“伯伯好！”总理也作了亲切回应，当众伸出手来，紧紧地同他握了握手，没有说话。那正是“文革”中最混乱的时期，周尔均记得，极度疲惫的总理眼神中深藏忧思，又充满了对晚辈的关切之情。这是周尔均与总理最后一次相见。

当时周尔均在北京的总后勤部工作，邓在军被下放到位于河南淮阳的五七干校，谁也没想到噩耗来得这么早。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当天傍晚，邓颖超身边的秘书赵炜向周尔均告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并转达了邓颖超的一些交代。元月9日凌晨四五点钟，因病住院的邓在军见到干校的人拿着一份电报来到病房，是丈夫周尔均发来的：

“七伯今日上午不幸逝世，万分哀痛。七妈嘱外地亲属勿来京吊唁，特告。望节哀。”

周总理的逝世无异于晴天霹雳。

因为干校领导决定送邓在军回京治病，这就给了她一个回北京的正当理由。回到家里，邓在军给七妈秘书赵炜打电话，请她报告七妈。赵炜回话说，七妈同意她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但这是特例。

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医院太平间旁边，有个不大的房间，周总理的遗体就安放在这里。遗体告别定在1月11日上午。早上七点，在京的亲属按照要求到中南海西花厅集合，乘车去了医院。

按照程序安排，亲属最先告别，然后是领导和群众。周尔均等亲属在伯伯面前沉痛泣别了二十多分钟后，就有人催促他们离开。出了告别厅，外边已经排上了长长的告别队伍。

在八宝山最后向伯伯遗体告别时，一直高度克制自己悲痛的七妈，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七妈万分悲伤地说：“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我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

邓颖超在总理去世后一直高度克制，周总理遗体火化时，八宝山的工人不肯按电钮，还是经邓颖超劝说后才按下的。

“追悼会后，我和秉德妹约定，悄悄记录下七妈的讲话。”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后，七妈邓颖超把亲属和总理的医务人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谈话前，周尔均和周秉德兄妹约定，他俩悄悄地做了个记录，会后一起核对、整理。“现在看来，处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氛围里，七妈的这种安排和她所谈的内容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周尔均说。

在谈话中，邓颖超向治疗周总理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表达了感谢，并说：“你们下一代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提意见的权利。伯伯说，这不能怪任何人。这是我向你们转达伯伯的话。”

听到这里，邓在军想起，“遗体告别时，秉钧弟告诉我伯伯脸上有异常黑斑这件事。”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总理的病情又一直被封锁，人们突然被告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无疑会对他的医疗救护提出疑问。“七伯和七妈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他们心里装着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要尽其所能保护群众，而不是想到自己。”邓在军说。

1996年，保健医生卞志强和张佐良在接受邓在军采访时回忆：“周总理长期心力交瘁， 1965年发现心脏病，1972年发现膀胱癌，因尿血疼痛难忍。向上请示，答复是：‘保守治疗’，大家都哭了。后来终于批准手术，先后做了十多次手术，这过程中仍然坚持为国操劳。1974年10月，叶帅问总理身体情况怎样，我们说大便有血，肠子还有问题。叶帅说现在不能提，有重要任务还得总理去完成。”

也是在周尔均这次记录下来的谈话中，邓颖超说：“50年代，我和你们伯伯共同商量，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大好的山河土地里去，虽然肉体不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里作为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

就在举行追悼会的同时，人民大会堂外的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地来到纪念碑前，向周恩来总理敬献花圈，多达两万两千多个。当天夜里，“四人帮”就下令将花圈连夜拉走。他们动用了150辆卡车，拉了两趟半才将花圈清理完。

离开人民大会堂前，七妈邓颖超拉着邓在军的手嘱咐她：“你看了病马上回干校，不要留在北京。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预感没错。”邓在军说，离开北京时，所谓“总理遗嘱”的传言就出来了。一些人因为不满“四人帮”倒行逆施，假托总理遗嘱，将矛头指向“四人帮”。回到干校不久，广播事业局保卫部门就派来两个男的，找她谈话，追查总理遗言和邓颖超给他们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