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赵戈(95岁)　整理　本报记者　龚丹韵

述者小传

赵戈1920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延安抗大。历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晋绥军区《战斗报》随军记者等职。离休前任兰州军区文化部长兼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曾荣获晋绥军区模范党员称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等。1986年离休，1992年返回故乡上海定居。

69年前的1月12日，刘胡兰同志牺牲，死时才15岁。此后，这个耳熟能详的英雄名字，反复出现在中学课本和影视剧里，伴随着中国少年的成长。

然而数年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对刘胡兰事迹真实性的质疑声音。有教授说刘胡兰是死于村民的铡刀下，而非就义；有中学生认为，刘胡兰是虚构的典型人物，并不存在；也有一些老师对课文里的描述表达了怀疑。

赵戈，曾是刘胡兰生前所在军区的一名战地记者。他与刘胡兰有过接触，了解她的生平，亲耳听过刘胡兰母亲的哭诉，也跟随部队参与了“为胡兰子报仇”的战役。

他深情回忆那段往事，只是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相，不怀疑，不动摇，不忘记。

刘胡兰曾叫刘富兰

我曾经长期在吕梁山革命根据地工作，也在刘胡兰的家乡战斗过。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就是我在文水前线通过军用电台拍发到延安去的。当时，我是晋绥军区战斗报前线特派记者。

我目击过许多敌人整师整团的覆灭。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解放文水那样迅速彻底的溃灭，只因为当时我军指挥员高呼着“为刘胡兰报仇”的口号，全军奋不顾身地严惩敌人。那个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我在给中学生作报告时，有的同学看了彩色故事片《刘胡兰》就提出疑问：“刘胡兰只有15岁，面对敌人的铡刀不怕吗？”“她可以不死的，她为什么要去死？”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刘胡兰是作家虚构的典型人物，不是真人真事”。这些不该产生的疑问产生了。

法国有贞德，苏联有卓娅，中国有刘胡兰。她们的死惊天地泣鬼神，震撼了全世界的良心。然而，毕竟年代遥远，现在革命故事讲得少了，所以，这种种疑问的生出，责任不在于今天的孩子们，而主要在于我们。

刘胡兰出生在1932年10月8日。她出生的前一年，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她出生的那一年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那时候我就在上海，只有12岁，但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很深的。可以说，刘胡兰一出生就恰逢祖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刘胡兰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连土地都没有，要租种地主的地，浇水也要向地主交水钱。她们文水交城一带有首民歌，我唱两句：“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文水”。因为交城是山区，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浇了文水，文水很肥。可穷人呢，有水没有钱，同样浇不上地。刘胡兰亲生母亲就是因为她家交不上水款，后来被地主的狗腿子打伤而死。

刘胡兰原来的名字不叫刘胡兰，而叫刘富兰。她在入党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叫“富兰”有什么用，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才能翻身，所以她把名字改为“胡兰”。胡就是她继母胡文秀的姓，因为继母对她非常好，所以她就叫刘胡兰了。

那些影响过她的人

1936年春天，我们工农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一直打到刘胡兰的家乡，在那里分土地、打土豪、救穷人、宣传抗日救国。这些对刘胡兰幼小的心灵震动很大。她从小就觉得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是救中国的队伍。

1938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文水县城，这时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师长就是贺龙同志，我就在那个部队。在那里我们建立了民主政权，县长是我们部队派去的，跟我很熟，叫顾永田，就是电影里的顾县长。顾永田同志大我一岁，当时他19岁。电影里面说刘胡兰对顾永田还有朦胧的爱情，我想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顾永田1940年牺牲的时候，刘胡兰只有8岁。电影、电视剧不管什么都要加一点恋爱的佐料，这点不好。

顾永田同志在八分区的影响很大，文水县的老百姓对他都十分敬爱。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1岁，牺牲以前是八分区的专员。当时日本兵扫荡，为了掩护老百姓撤退，顾永田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所以在刘胡兰心目中，顾县长是个英雄，做人就要做他那样的人。

还有两个人，也影响了刘胡兰。云周西村属于文水四区，四区出了两个小通讯员，一个姓韩，一个姓王。这两个小鬼经常到云周西村送信、送文件、送情报。刘胡兰是儿童团团长，跟他们很熟。1943年4月，云周西村被敌人包围了，这两个小通讯员为了掩护区长，他们叫区长先不要突围，等他们把敌人引开后再走。他俩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把敌人引开，一边冲出去一边喊：“日本鬼子，老子在这里，你们来吧！”日本鬼子就追过去了。区长含着眼泪突围成功，而两个小通讯员壮烈牺牲了。

埋葬他们的时候，刘胡兰是掉着眼泪的，她帮他们换好衣服，把他们埋了。所以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死”是司空见惯的，血海深仇使小小的刘胡兰就懂得，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轻如鸿毛。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刘胡兰13岁。当时根据地要吸收一批妇女干部，进行培训，开设妇女干部培训班，没叫她去，因为她太小了。她知道后马上就赶去，去了也没法把她赶回来，就把她留下学习了，刘胡兰就成了那批妇女培训班里最小的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她又回到了云周西村，被选为云周西村妇救会主任兼四区妇救会干事。

1946年她参加大象镇土地改革，就是电影中阎锡山军队占领的大象镇。刘胡兰在土地改革中很有成绩，村支部推荐她入党，区委和大家很了解她，一致通过，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她只有14岁，要到18岁才能转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共青团。所以，刘胡兰已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党员，而是一个真正的党员了。

为胡兰子他们报仇

那是1947年元月，我们对疯狂残害人民的阎锡山军展开了大规模反击。战斗连续进行了17个昼夜，终于在汾阳、孝义一线歼敌万余。独二旅和独四旅并肩向文水县城挺进。

独四旅是晋中平川的子弟兵，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有着浓烈的感情。但是眼前的一切，却被敌人糟蹋得面目全非。白皑皑的雪地染着殷红的血迹，田野里增添了许多新坟；埋葬和凭吊亲人的老乡们来来往往，哭声一阵接着一阵；　村村有燃烧着的房屋，有全家被害而无人掩埋的尸体……触目惊心的故乡，扎进晋中子弟兵的胸膛。大家没有言笑，没有胜利后的欢腾，子弟兵们瞪着怒红的眼睛，默默地迈着复仇的脚步，向文水疾进。

当部队经过最熟悉的云周西村的时候，乡亲们站在鹅毛大雪里，在村口把我们围住。老人哭号，小伙子流泪，控诉阎军的滔天罪行。他们急切地说：“为咱的胡兰子他们报仇啊！”部队的人问：“她怎么了？”老百姓答：“该死的勾子军，把她和六个乡亲活活地铡死了！”“什么时候？”“一月十二日。”“在哪儿？”“观音庙旁边！”

不用招呼，不用命令，战士们和乡亲们拥进观音庙前的广场。

那天，北风呼啸，大雪飘飞，广场上阴森、沉寂。杀害刘胡兰等同志的铡刀就横在前面，刀口已经卷刃，刀座上凝满了紫黑色的血迹。垫刀的高粱秆零乱地堆在地上，虽然蒙上一层白雪，但雪融之处，仍可见到血迹斑斑。

所有这一切，无情地向我们证实了：那个风雨里在各村间奔走的妇女干部，那个不分昼夜筹备军鞋的支前骨干，那个严肃又有点稚气地给战士们演唱歌曲的小妹妹，真的遭到了敌人的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