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经退休的周秉宜在家中潜心研究周家家族史和周总理对“封建家庭”的革命实践，除了必要的实地考察、调研，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图为周秉宜在位于东单的家中。（摄影：刘梦阳）

中国日报网北京1月8日电（记者 刘梦阳） 走进周秉宜位于东单、不足60平米的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叠叠高高摞起的文献资料，以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陈设。周秉宜在这里生活已超过40年。

周秉宜是全国人民永远敬爱、怀念的周恩来总理的侄女，自小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中南海西花厅生活，前后近20年。如今，已经退休的周秉宜在家中潜心研究周家家族史和周总理对“封建家庭”的革命实践，除了必要的实地考察、调研，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概括来说，周总理的家庭教育就是让我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

我不是总理的养女

周秉宜的面庞与周总理极为相似，尤其是笑起来时，那两道浓眉下温和、深邃而又坚毅的目光，叫人恍然间以为自己是在跟周总理交谈。

周总理没有亲生子女，始终有传闻称，周秉宜被过继给了总理做女儿。当记者向周秉宜核实时，周秉宜很认真地就此澄清：

“一开始我父亲（周恩来总理的胞弟周恩寿先生）是打算把我过继给伯父的，一是因为我小时候长得跟他很像——我和总理长得都很像我奶奶，二是因为当时我父亲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周恩寿先生共育有三男三女，周秉宜排行第三），他希望伯父伯母留下我，身边也好有个孩子。”

“因为我小时候不爱说话，比较乖巧，也好带，再则长得又跟总理像，我七妈（邓颖超）挺想要我的，但总理却不是这么考虑问题。我记得是1951年秋天，我还没上小学呢，总理专门把我爸找过去，当时我也在边上听着。

总理对我爸说：‘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别的孩子也会觉得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嘛，你的孩子我们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从小到大，伯父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公平，以我对他多年的理解，他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感觉到自己受委屈。”

周秉宜幼时与总理在一起赏花。（周秉宜 供图）

我的舞蹈让总理沉思

在工作中，周恩来总理向来以严谨细致、敬业周到而备受世人推崇爱戴。周秉宜回忆，在家庭生活中，周总理也是难能可贵的“有心人”。

回想起自己上幼儿园时的一件小事，周秉宜感慨颇深，“总理平时对我们要求极其严格，但他真的非常细心，非常能体恤别人的心情，而且还能以小见大。”

那是1950年的一个周末，在西花厅，七妈（邓颖超）让周秉宜给伯父表演她在幼儿园刚刚学会的舞蹈，周秉宜兴冲冲地完成了表演，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被总理夸奖，哪知道，总理不仅没有表扬她，甚至没有笑，而是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这个舞蹈没有什么意义嘛。”

“这费了半天劲，连句表扬都没有，还说‘没有意义’，下个星期再回家，大人再让我跳舞我就说什么都不愿意再跳了，还哭了起来，”周秉宜笑着回忆道，“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以为我就是不愿意跳舞，但总理看出来了，他知道我为什么委屈。几天后，我被总理带去了北京饭店——这是总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带亲友去北京饭店，记得总理在那里的理发室理发、刮胡子，我则在那里洗了次头。我想总理是在以这种方式安抚我吧。”

至于跳舞时，总理说的那句“没有什么意义”，周秉宜后来也找到了答案：“当时幼儿园教我们跳舞的是个陕北农村妇女，所谓的舞蹈，就是往前往后挪几步，两个人拉着手交换一下位置。因为解放前很多妇女都还是缠足的‘小脚女人’，怎么跳得起来？总理那句话不是冲我来的，他当时脑子里应该就是想着，旧中国的舞蹈艺术始终无法发展，新中国一定得有自己的舞蹈。在总理的指导下，到了1953年，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具有代表性的新舞蹈，还在当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奖，一个是《荷花灯舞》（《一说《荷花舞》），一个是《采茶扑蝶》。”

周总理与家人在一起。（周秉宜 供图）

“我是人民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时至今日，周总理离开我们已整整40年，全国人民忘不了可敬可爱的周总理，周秉宜更是对总理有着无限怀念。她写作不用电脑，关于总理、家史的每一个字，她反复考据认证，然后工工整整地手写在稿纸上，一字一句，恳恳切切。

但是，每每谈起自己的亲伯父，周秉宜却习惯恭敬地叫声“总理”，极偶尔才会称呼“伯父”。在她看来，“总理侄女”的身份并没有那么重要。周秉宜清楚地记得，她上小学五年级时，七妈跟她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伯伯是全国人民的总理，他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

周秉宜对这句当时自己似懂非懂的话印象深刻。很久之后她才知道，当时绍兴老家的亲戚专门来北京托总理出面调停村里平坟事宜，并且要求为他介绍一个工作，总理特意为此召开家庭会议，并向在场所有周家人严肃指出：“我是人民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周秉宜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小学时坐公交车来回到首都剧场看戏的事情。那一次演出，总理招待外宾坐在前排，而自己的座位是观众席的最后一排，就是这张戏票，还是总理对她的一次奖励。总理一直都教育孩子们遇事要自己解决，不要依赖他们，不要有“特殊化”的思想。那一次，周秉宜扁桃腺发炎，“医生说要开刀做手术，我就向我父亲要了钱，自己去医院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七妈才知道这件事，告诉了总理，总理特别高兴，于是奖励给我那张戏票，他觉着孩子表现不错，算是‘教出来’了。”

“从记事开始，诸如‘你们小孩子没有为人民做过贡献，没有资格坐公家的车’之类的教诲不绝于耳，总理和七妈自然是关爱我们的，但这份爱，也是严格的原则。”周秉宜说。

青年时期的周秉宜（前排左一）与家人一起同七妈（邓颖超，前排中间）合影。（周秉宜 供图）

“我们就是普通百姓”

聊起周家“家风”，周秉宜沉思良久：“周家人都很本分，这也是总理教育的结果，他总是让我们向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他说劳动人民的子弟热爱劳动、勤俭朴素，有很多好品质。”

退休前，周秉宜是《国际贸易》杂志的美术编辑，她没有想过要打着总理的招牌沾什么光，“我们那会儿干活儿可累了，印刷厂什么的，都得自己跑，不过领导对我还是满意的，说‘什么事交给小周，她总能办得比你想象中要好’，得到这样的评价，我特别欣慰。”

退休后，周秉宜从事家史研究，她说周家人那股子荣辱不惊、不卑不亢，可能跟周家祖上几代都当“师爷”有关，“师爷就是从前给人出谋划策的，在幕后，动脑子多一些，出去‘表演’少一些，而且是读书人，守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