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年轻时的蛐蛐李君旭。
冯乔
前言
40年前的今天——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江河呜咽，举国悲痛。不久，一份感人肺腑的“总理遗言”在各地流传开来，人们将信将疑，争相传抄。“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骨灰不要保存，撒掉。永别了，同志们！周恩来。”
读过此文者，皆热泪满面，广为传播。可是不久，风云突变。凡是看过传过这份“总理遗言”的人，都成了公安部追查“政治谣言”的怀疑对象，人们惶恐不安，遂酿成一场震撼全国的惊天大案。
今以此文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并缅怀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大耳朵家的狗肉聚会
从小生长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大耳朵吕建树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快过年了，房东杀了一条狗，送给大耳朵一大块狗肉。大耳朵回杭州城里过年，就把这一大块狗肉带回了家。大耳朵出身工人家庭，却有一帮干部子弟的好朋友。那个年代，同学间爱起外号，倒也亲切，蛐蛐、瓜子、阿斗等等，都是大耳朵志趣相投的中学同学。
1976年2月5日，大耳朵当了一回东道主，把蛐蛐、瓜子、阿斗等好朋友叫到家里，难得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围着火炉烹狗肉。
这一群热血青年中的李君旭，外号蛐蛐，头发有点微卷，一米八几的个儿，长得风流倜傥，在杭州汽轮机厂工作。另一个智囊人物瓜子，在发电厂工作，英俊有才气，点子很多，文笔也好。还有几个同学，有的在工厂，有的在兵团，也有的在农村插队。他们戏称是“狗肉朋友”，打来黄酒，把盅对饮，议论起对时局的忧虑。如果“四人帮”上台怎么办？邓小平又被打倒了，国家怎么办？他们甚至想到安吉山里打游击。
酒酣脸红，同学们猜想，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会不会有遗言？如果有遗言的话，按照周总理在中央所处的位置和境遇，他会说一些什么？有人分析说：中国向何处？国务院总理是最要紧的掌舵人。有人推测说：“按照总理的性格，他可能也会说一些张春桥、王洪文也不错的话，总理给人的感觉不偏不倚，比较平和，也有斗争策略。但是主要一点，周总理是要把邓小平推出来，让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
聊天以后，蛐蛐非常有心，收集了周总理过去的讲话，还参考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悼词、任弼时追悼会纪念册，揣摩词汇语气，沉浸在遐想之中。蛐蛐发挥了特定年代的独创性思维，把同学议论的话题过滤融合裁剪，酝酿创作了“总理遗言”。
阁楼里传出的“总理遗言”
几天后，同学们来到蛐蛐家的小阁楼。蛐蛐就把写在两张纸片上的“总理遗言”，摊给大家看。很奇怪，到场的瓜子、阿斗等同学，没有一个人去问蛐蛐：“你这是从哪里来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反而觉得：“哎哟，这些话怎么跟我们议论还挺像的。”同学们马上就开始抄起来，“遗言”凭借人际关系迅速传播。
当年流传的“总理遗言”，有两个部分。一份是写给邓颖超，比较短。“小超同志：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战友周恩来。”
一份是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比较长，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总理遗言”中最精彩的一段话是力推邓小平：“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在浙江衢州某军用机场，几个飞行员拿着“总理遗言”手抄件，找前来休假的女军医苏承业问询。飞行员还有“总理遗言”的另一个版本，说是周总理在病榻上，拿了一个小苹果，用手一切，示意“四人帮”要向小平开刀了。飞行员群情激奋，要苏承业去问问她的父亲苏振华，这是不是真的。因为苏振华是海军第一政委、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定知道这份“总理遗言”是不是真的。苏承业很率真，抱着孩子，连夜坐火车从衢州去北京。苏承业赶到北京西山，见到了父亲苏振华，问“总理遗言”是不是真的？苏振华一脸严肃，没有回答。
这时，“总理遗言”已经传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各地民众争相传抄。
瓜子家来了神秘的抄家人
瓜子的家在杭州菩提寺路，爸爸妈妈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文革”中靠边站了。有一天，瓜子家来了一群穿警服的人，非常专业地开始抄家。最注重的是抄书橱、抽屉，检查笔记本、信封。细致到会把一本书从头翻到尾。瓜子妈妈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来人把花盆里的土全部倒出来，把土都捏碎了，看看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抄家之前，有人要把瓜子的爸爸带走，说是组织部找他谈话。当时天气很热，瓜子的爸爸穿了老头汗衫。那人说：“老袁，你再带一件外衣吧。”瓜子的妈妈搞过地下工作，觉得不正常，要出事了。菩提寺路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瓜子的爸爸上车前，回头望了一下家人。
瓜子的妹妹叫袁敏，是杭州织锦厂的女工。抄家，父亲被带走，哥哥在外地情况不明，袁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接着，袁敏在炼油厂当工人的姐姐也被抓走了。专案组在抄家时，翻出了阿胖写给袁敏姐姐的一封信。有人问袁敏的妈妈：“阿胖是啥人？”袁敏的妈妈回答：“阿胖，我也弄不清楚。”其实，阿胖是袁敏姐姐恋爱中的男朋友，阿胖的父亲陈伟达是当时浙江省委副书记。有人揣测，“总理遗言”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肯定有高层背景。
瓜子从北京到了上海，住在上海淮海路的姨妈家，姨妈和姨夫也是老干部。军宣队找姨夫说：“我代表市委领导找你谈话，你这个侄子犯事了，我们今天要在你家里进行抓捕。组织上对你三条要求：第一，你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流露出任何要抓他的信号，要绝对保密；第二，不能让上海的老同志知道这个事情；第三，你侄儿在上海的所有行动，你要写出详细汇报。”至于这个侄儿犯了什么事，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