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能否认，王朔曾在当代文坛火了一把。
王朔笔下的“痞子”，也挑逗了堵着的快感神经，一时成了批评界的阅读焦点。但遗憾的是，重读当年批评界对王朔小说的审视，总觉得在如下两点：A.所谓“王朔式痞子”？B.王朔小说中的痞子个性与作者的精神演化境况有何关系？都语焉不详。
王朔笔下的痞子在小说中很少谈及父母，就算提到，也肯定不是快乐话题。方言就曾哭诉：“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而于观的父亲，也着实干扰了三T员工们无拘无束的日子。
于是问题出现了，究竟是王朔让其痞子回避家庭话题，还是他自己不愿表达亲情？答案似是前者，因为在《我是你爸爸》里，王朔刻画过一个绞尽脑汁想与儿子搞好关系的父亲，而在《一点儿正经没有》中，作者又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温柔笔触：“（女儿）扣子几乎被阳光照得透明了，娇嫩欲滴，在花朵前咯咯笑着露出两颗洁白无瑕的小牙，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浑然不知人事——令人不忍久视。”可见，王朔不是不擅长写亲情，只是他在想象且塑造痞子的生态和心态时，总会有意或无意的，让“家”这一概念从人物头脑中隐退。换句话说，他笔下的痞子，大都不愿想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这与他们的活法有关。
《一点正经没有》，王朔著，中国电影出版社
痞子的活法，一言以蔽之：“混”。“混”之本义，无非是无家无业无责任无操守。有家有业，便很难“混”，因为要负责任，而责任之根基，乃在操守。王朔喜称其痞子为“顽主”，不能说顽主无所置业，但顽主置业又委实与日常语境中的“职业”相距甚远。顽主们一会儿开办“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一会儿轰轰烈烈地进军文坛，其实是想过餐餐有人请客的日子；假如朋友不小心发了财又“自投罗网”，毫无疑问，“丫有钱就吃他”。
“混”的涵义有点芜杂，表面上是“好食懒做”，“得过且过”，其本质在于拒绝用常规的体力、脑力或财力支出，来合法地换取饭碗与金钱。马青说得更直接：“干的就是骗吃骗喝。”骗，就违背了社会公理与道德自律。痞子能恬不知耻地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相信“谁做好人谁吃亏”，这更否认了良知的存在。良知的第一要义，是人当有“羞恶之心”，人若有足够的道德敏感，能为自己内心的邪念而害羞，他也就愿意积善，而不作恶。痞子拒绝做好人，这是从根本上否认了每一个体应当为社会、也为自身人格所承担的责任。这种人，即便不打架斗殴，欺凌妇女，也近乎流氓，那是精神层面的流氓，故称作“痞子”。
在痞子眼里，家庭当是有碍其肆无忌惮的紧箍咒。《动物凶猛》的主角曾有如下自白：“他们的父亲大都在外地的野战军或地方军区工作，因而他们像孤儿一样快活、无拘无束。我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父亲恰逢其时的死亡，可以使我们保持对他的敬意，并以最真挚的感情怀念他，又不致在摆脱他的影响时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扰。”换言之，若运气不好，双亲尚健，那就索性忘记他们吧。这便是痞子的“家庭观”暨“父母观”。
二
王朔所刻画的，若仅仅是这么一群极其以自我为中心、否认良知存在的痞子，则我要说，这在艺术层面，似尚未走出类型化俗套，因为此类痞子造型，给读者带来的文学经验并没跃出坊间的视野，新意不多。王朔之所以是王朔，王朔笔下的痞子，之所以被称为“王朔式痞子”，是因为王朔又独具匠心地赋予痞子以另种个性特征，这就是：他们竟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或曰“王朔式痞子”似乎大多患有“自尊过敏症”。这便使读者大开眼界，诧异原来“盗也有道”，痞子也有其独特的心灵世界。
尽管大陆文坛未必没人写过“自尊过敏”，但比不上王朔在此个性方面用笔甚多，用心甚深。《过把瘾就死》中有如下表白：“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怀疑我的品质，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能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穷追至天涯海角，穷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的一切的目的就是把那些小觑过我的人逐一踩到脚下。”写到这里，读者可能要问：对痞子来说，“人格”是什么？“能力”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可以承受“人格”的被贬低，却无法容忍“能力”的被怀疑？
《过把瘾就死》，王朔著，云南人民出版社
先说人格。从价值论角度看，人格实是个体身心尊严赖以维系的品格与位格，品格有涉道德自律，位格则有涉社会境遇。从心理学角度看，人格又是个体在与世界打交道、过日子时，为了让自己活得心灵安宁所预设的精神平衡器。这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以其自我期许的生存规格或方式待人待物时，他内心才会有尊严感或安宁感，否则，其内心将不平衡。人对自我的人格期许项目甚多，包括道德、学历、礼仪、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及其他生存能力等。“王朔式痞子”所说的人格，大体是指“道德自律”。
这就清楚了，对痞子来说，当他们的信条是“好人吃亏”、良知没用，承认自己的无耻，也就无所谓道德自律，所以这方面，无论别人怎么贬低，他们不会感到屈辱，但同时，他们由此而产生卑下感，则需要从别处得以弥补，从而达到人格的自我平衡。这就是为什么会他们格外在意自己“能力”的高下，甚至达到病态的程度——
比如《空中小姐》的男主角一直对自己收入不高耿耿于怀，在收到女友励其上进的信后痛感自己被看扁，勃然大怒，这尚可理解；但在《我是狼》里，一个七尺男儿仅仅因女同事质疑他引以为豪的烹饪手艺，便火冒三丈乃至恶语相向，就过分了；《浮出海面》的男主角石岜遭遇意外，成了瘸子，于是主动与热恋中的女友于晶分手，乍看很善良，很大度，其实却不简单，石岜曾这么解释自己的决绝：“我不喜欢别人占我便宜，也决不占人家便宜。”言下之意是，恋情的维持将系于女孩的怜悯，这令人无法接受。此外，住院期间，他甚至拒绝于晶接近自己的伤腿：“我不喜欢把有瑕疵的东西给人看。”心态失衡可见一斑。在这小说里，王朔将痞子对“失去能力”的恐惧化作了一条跛腿，一根位置不够端正的骨头，甚至可以说，一场梦魇。可见在王朔眼中，“能力”似乎意味着痞子整个自尊心或人格。
于是，问题就来了；王朔为何执著于塑造这种极度“自尊过敏”的精神痞子呢？
王朔说过：“我是写自己的那类作家。”
“写自己”，就是在写作时诚实地面对自己，这个诚实，未必指情节的真实，主要指情感的真实。小说不是自传，正如王朔所说，没人能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切铺回纸上，所以读者在小说中所看到的，往往是被虚构粘贴起来的片断组合。但即便是虚构的片断，也定然真实地走过作者的心灵，留下痕迹；当痕迹越来越错综且深刻，其间必然隐藏着作者刻骨铭心的情结。正是从这意义上，王朔小说所演绎的，往往是作者带了假面具后的忘我投人；王朔之所以会反复刻画痞子的“自尊过敏”，未必就不是在刻画他自己的精神肖像。
王朔曾写过这么一篇小说，主人公与其作者一样，也生长在军委大院，这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地方，“血统高贵”的孩子自然拒绝与司机的儿子成为平等的朋友，就算对方颇侠义地自背黑锅，救难于水火，也只被公子哥儿视作对“高级友谊”的报答。少年未必真懂事，但我们已能读出长在主人公心里的优越感。
这份优越感同样长在王朔的心里。虽曾喊过“我是流氓我怕谁”，但在被文坛称作“痞子作家”之初，王朔依旧不平衡：“这几乎是个侮辱，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将军”一喻似不经意，却不小心泄漏了王朔对自身军阶血统的念念不忘。可这个“出身高贵”的公子，又为何撰文《我的文学动机》，说自己是“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
“穷小子”，可被拆成两个概念：“穷”和“小子”，先谈“小子”，如是少年，或许会担心自己念不了高中、大学，但不太可能自称“学历低”，所以这个词不是指“年纪小”，而是近乎暗示社会地位卑下，有如俗话“小八腊子”、“小把戏”之流。又，王朔自称惯用“经济地位划分阶层”，“穷小子”三字的含义便可想而知。这是否影射，在王朔的成长过程中，其家境曾遭遇过一次急遽滑坡，导致其军阶血统变得不金贵了，他也由公子哥儿落为“平民”？
一个人由贵公子沦为穷小子，就是家道中落，“家道中落”即“穷”，“穷”不仅仅指贫困，但也包括贫困——这让我想起了鲁迅。鲁迅曾感慨：“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对于这“真面目”，鲁迅是痛感的，但其痛感之内容，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应该还有别的，比如：“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说，正是记忆中那些纠缠着而不能忘却的内容，后来成了写作的来由。这就意味着，鲁迅的忧愤，起码有一部分，缘自其少年所遭逢的“侮蔑”。如此说法不够伟大，却容易理解。
若可这么理解鲁迅，王朔的心态也就可被阐释了。想当初，王朔生长在军委大院，他大概也像小说描述过的那般骄傲过，蔑视过别人，满以为可以一辈子这么蔑视下去，但社会震荡却把他变成了一个零落子弟，一个“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谁也不在乎他曾是“军官的儿子”。王朔承认：“（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所以在真正遭受不平等的眼光之前，他就已认定自己将被看扁，而此“看扁”，毫无疑问，会给这个自以为高贵的男人以屈辱。王朔的写作天分毋庸置疑，他有丰富的想象力与足够充沛的情感，于是当虚构的灵感不请自来时，他很可能分不清善意的玩笑和恶毒的诅咒，从而放大了原本就郁积于胸的屈辱咸，巨大的屈辱咸让人不堪忍受，消解的唯一办法就是“翻身做主人”，尽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大凡经历过高大壮美的岁月，又品尝梦破灭的人，往往会病急乱投医地陷人极端现实情结，王朔未能免俗，也陷于此情结，深信“金钱是衡量社会地位的一大标准”，因而想发财，则“能力”的作用似大过道德。无形间，“能力”与金钱的关系被过分地紧密化了，好像存在着这么一条等比例函数曲线，金钱必将随“能力”的递增而递增。于是，王朔便将其希望（或说欲望），一古脑儿寄托在自己的“能力”之上。
其实，他并不清楚自己拥有多少“能力”——毕竟，他无计将之数值化——更不清楚仅靠这些能力能否发财，发多大的财。所以，他除了特别器重自己的“能力”（哪怕是一点过日子的小技艺，比如烹饪），容不得别人小觑外，他又特别在乎另些夸大了的赞许，以期赢得心灵平衡。小说《橡皮人》里，杨金丽是个连流氓都看不上的女人，但她认可主角“不是个凡人”，所以主角就乐意与她共处；同样，李白玲最吸引主角的，也不是“山高水阔”，而是那句“我觉得你挺特别”。区区几个字，就让主角动心。无疑，此心是王朔移植给他的痞子的。
四
“王朔式痞子”强烈的“自尊过敏”，其实是他对内心自卑的自我遮蔽。此类遮蔽，途经有二，正面的与负面的：若曰持续地暗示自己能力不凡，堪称正面；那么，不时地、说溜了嘴似的、“顺带”着嘲讽知识分子（此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那些从事专业知识、技术的应用或传播的阶层成员），则大概是众痞屡试不爽且更具快感的负面手段。这在王朔小说中几乎俯拾即是：比如《顽主》称宝康的“著作”是发表在通俗期刊《小说群》《作家林》上，可见谁都能爬格子；又比如号称数十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只不过是将喷嚏解释成了“鼻黏膜受刺激而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气现象”；再比如《一点儿正经没有》里，更是谩骂“作家就是老流氓”……
知识分子究竟在何处冒犯了王朔，以致惹得他视为眼中钉，不挖苦几番便不足以泄愤呢？说白了，也不奇怪，就像阿Q因其癞痢头毫发不生，便特忌讳旁人说“光”、“亮”一样，一个不幸错失正规学历教育、却又自命不凡的“穷小子”，他最不愿撞见的，便是那群以专业知识技术运作为职业的高学历者，因为他们的存在，会无声地敦促“穷小子”铭记那身旧军装所掩饰的心病。
心病，本是人最不愿直面的“精神软档”，那么，最便捷的办法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偏不说是知识分子的存在搅得他心神不宁，反而一口咬定：“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其潜台词是：他所以讨厌知识分子群体，是因为该群体养成了中国人的虚伪，国民虚伪的源头在于知识分子。
看来，王朔是很恨“虚伪”的，按此推理，王朔若能首先表现对“虚伪”的深恶痛绝，倒不啻证明了自己仇视知识分子的合理性。然而事实却是，同样涉嫌虚伪，王朔在底层平民身上往往用笔宽厚，唯独对知识分子刻薄——
小说《许爷》的主角是出租车司机，曾吹嘘：“我从来不等中国人！”后来东渡日本，靠背尸赚钱，业务熟练后，也学会了“仗势欺人”，向朋友夸耀：“你觉得日本人傲慢么？我没这种感觉，他们对我很客气，我倒觉得他们很有点低三下四呢。”又说；“只有你不尊重自己，别人才会不尊重你！”王朔没有回避许爷的虚伪，但他还有心用相当篇幅描述人在异国的孤独。中秋节，主角请众多留学生来家过年：“笑声不绝，谑语不断，可这聚会总笼罩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悲凉······挂在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显得残破，可怜。········不到半夜，这聚会已变成各怀鬼胎，冷漠相视的枯坐。没人再动一下那些已经变得冰凉油腻的菜肴。”在这种气氛里，似乎一切病态都可被原谅，包括许爷的阿Q精神。
王朔对“许爷”的宽容和怜悯决非心血来潮，事实上，在他看来，虚伪本是某种可以接受的活法，而承认虚伪更成了一种勇气或真诚，所以，他在《顽主》会写“起码人家承认自己是流氓”；更在《刘慧芳》中设置如下对话：“你不假？”“可我假我承认，你呢？”……当然，认错强于抵赖，就像自首总比逃亡更宜被法院认同，但轻判毕竟不是免刑，“坦诚”的虚伪，并不表明他以前不曾虚伪。
前文有述，王朔自庙堂跌落市井，王朔也写过那个时代，比如《动物凶猛》。但在小说里，人们读到更多的是残酷青春和成长烦恼，不见“伤痕”。他说他那时不过是孩子，只知道玩；可是当他长大，追究起自身落魄的原委，进而以成年人的眼光审视历史时，却不慎将火气迁怒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了。这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失公正。
五
当王朔架着有色眼镜去斜睨知识分子阶层时，他很难识别，在清白知识分子（凭专业技术吃饭）与委身于权柄的“秀才”之间有何异质界限，当更难领略或领悟一个价值自足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信仰。他根本不信，一个有信仰的人是可能在精神层面接近超凡脱俗之境的。他说：“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两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深究字面意义，他口中的“普遍”未必包括“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但他又话中有话，假如“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很难为信仰割舍利益，那么，知识分子“普遍”伪善也就难免。
王朔的句子很聪明，也很狡猾，狡猾就显出他未必充分自信。虽然一个人面对两种选择时都难免踌躇，但百年国史曾出现的，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为追求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也确有人在（比如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顾准等），王朔未必不知上述英名，但对他来说，这不重要了，因为偏执会使人离事实比迷误更远。
我说过，让王朔在面对知识分子时内心不平衡的病灶之一，是他曾错失了正规的学历教育，故他在贬低知识分子形象时，总不忘捎带着调侃学历教育。他说，读中学的作用，仅在于消耗青春期的过剩精力，以制止孩子上街打架；又说，高校也是鬼地方，“文科教育其结果不过于训练出一班知识的奴隶”，教授们的拗口文章表面上深刻难懂，其实是卫道，没什么思想；小说里，刘慧芳在校是团支书，毕业后生活得很艰难，可见好学生未必“有用”；更有甚者，“许爷”读书时的班长，那个成绩最优秀的男生，竟残忍地奸杀了五岁幼女。这个细节与作品主干毫无关系，貌似信手拈来，其实有所蓄意，它承载了王朔的情感或意图——否定学历教育。
王朔为何这么做？有人说是自卑心理作祟，因为他没念过大学。王朔的文字倒不讳言其学历，但他说自己的好恶便来源于年少时中学老师的恶劣：“他们那么不通人情，妄自尊大，全在于他们自以为知识在手，在他们那儿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这些记忆后来出现在小说《我是你爸爸》里。教育的确存在问题，被人诟病至今。问题在于，王朔对教育的偏见是否真如他所言，出自对“恃强凌弱”的反感，甚至，是出于他的正义感？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前文已经说过，王朔出生于社会上层，并曾以为自己对另一部分人的蔑视理所当然；即使在他身份跌落后，其“能力至上”论也含有弱肉强食的味道。他自称反感别人利用知识“恃强凌弱”，可能与他多少身处“文艺圈”有关。圈内，“知识”往往成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在此标准下，王朔明显“弱”了，按其逻辑，“弱”便相当于“被羞辱”，于是不堪忍受。只有这标准不存在了，他才能活得舒坦。所以要消解知识。一旦此论成立，则连知识分子都跟着失却价值，可谓一箭双雕。
六
当然，王朔若想有效地维系内心平衡，他最有希望做到的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能比那些标榜有知识和信仰的作家写得更好。他选择了语言作为筹码。
王朔引以为傲的文学言语其实是一连串调侃，这被《顽主》系列体现得淋漓尽致：什么老百姓对辩证法的理解就是胡思乱，从而把内分泌与体重、或者骨骸与酸奶联系在一起；什么“外国人爱什么，咱也爱什么”，“如今国产片儿都起洋名”·······这些东西本不过是“要贫嘴”，却连绵不绝地被王朔组织成对话，扯到一块，显得很热闹，很机巧，人物每说一句话，读者就好像被搔一下脚底心，痒痒的，颇生快感，而当一阵阵快感不停地前赴后继，你就不由得被他挠得哈哈大笑；对被嘲讽者来说，王朔语式又酷似成群结队的蚊子，被叮上一口问题不大，接二连三就难免恼火。
王朔曾说，他眼里的好小说当“最大限度地再现生活表象”，从这角度讲，他过分率性的调侃确有其渊源：那身居皇城根的“京片子”们的黑色喜谑，插科打诨，也只追求语言快感，而不在乎逻辑严谨。毕竟，若侃大山都如教科书一般正经，那太可怕。但问题在于，调侃虽能还原一部分原型生态，但这并非是艺术本身，若过分强调调侃，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一点儿正经没有》出现过如下场景：安佳知道“我”要当文人，白了“我”一眼，“我”挺起胸脯，如革命英雄般毫不退让，于是吴胖子拉架，“安佳呢，的确有苦衷，方言呢，也是大义凛然烈火金刚”；接着安佳哭诉，“我”窜了起来，吴胖子亦急白了脸；最后红日东升，阳光洒向人间，大家互道珍重握别而出·······这段剧情近乎胡编乱造，但王朔偏又把人物一个个写得极认真且正经。类似反差在《你不是一个俗人》中愈演愈烈，小说人物鞠躬尽瘁地胡扯“捧人”，直至“为了工作昏死过去”。这种设计颇漫画化，而人物就成了舞台上的喜剧角色，他们置身于明显虚假的情景，却又去刻意地表演“正经”，从而放大了这些“正经”本身所有的荒诞性和虚伪性。那种旨在撩拨读者的阅读快感的、过分戏剧化的、“人来疯”式的剧情设计，肯定有违小说的叙事诗学，王朔为何要这么做呢？
王朔承认，无非是希望“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一功名心很强的目的，其实在王朔写处女作时就扎下了根。
王朔处女作发表于1984年《当代》杂志，他特意选择了当时在读者眼中颇具神秘感的空姐作为题材，果然成功。故事主人公与他后来笔下的顽主一样，有张刀子嘴，但又有别于顽主的张扬，刀并没以炫耀的方式出鞘。主角说自己的嘴“茅厕的石头”，并最终因太要面子，好贪口舌之快而失去爱情。乍看令人纳闷：王朔本是凭其痞气十足的调侃语式赢得了文坛声誉，并视之为自己文学追求的主要体现，这颗价值连城的宝石在其处女作却又为何“犹抱琵琶半遮面”呢？当然也可说，王朔的早期小说很纯情，是后来才转的型，那么，促使王朔转型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一个可行的解释是：与其把调侃看作王朔的写作追求，不如视之为他的语癖，而作为其灵魂肖像的文学符号的小说人物，则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这癖好，犹如嗜烟如命的老枪也会偶尔担忧一下自己肺脏的颜色。
初涉写作，王朔也可能对自己的爱好未必自信，所以在《空中小姐》里，他油嘴滑舌得比较低调。这时他肯定不会说我的追求是语言的鲜活，甚至也未必有所谓“文学追求”，只是想用功写情感上对自己诚实、内容则可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小说，同时，期待一炮打响。是《顽主》的一时轰动，让他一下瞅准了自己癖好的巨大市场价值，此正可谓“众里寻她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此主打这张牌，直至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把自己也写恶心了。
本土读者市场是需要挑逗的，王朔看懂了这一点，自然能书卖得好，争议也大，终于“名利双收”。可以说，《顽主》正传之后的系列作品，正是王朔“市场写作”的产物。《橡皮人》中，警官马汉玉曾给主角如此定性：“我相信你在某时某地时会油然产生一点正义感的，新中国长大的青年嘛。可你现在是在做生意，事成之后可以得到一笔你从未见过——也许偶尔在梦里见过的巨款，难道你会放弃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仅仅是为了那笑话般的、一钱不值的正义感？这不像你，你不会这么幼稚······”我相信，王朔也“不会这么幼稚”。
七
最后一个问题：本性“务实”的王朔为何又要用“文学追求”，这类不无崇高意味的字眼来标榜自己？如果文学仅仅是他梦想提升社会知名度的台阶，那他只需要读者；如果他要读者，那么，他那“无知者无畏”的呐喊，或许比“还原生活”的理想更具轰动效应。我是想说，尽管王朔的很多作品有强烈的商业性，但当他在“商业化写作”方面充分亲证其“能力”后，他内心是否还会生出另种自我期待呢？我把这份期待称作是王朔心中的作家灵魂的自觉。
这是王朔心灵历程曾抵达的、另一颇具自省性的新驿站吗？我希望是，否则，《动物凶猛》这篇小说似很难写出。作为在《一点儿正经没有》和《你不是一个俗人》之间的作品，《动物凶猛》少见王朔曾引以为豪的“精致下流”，也没了各种各样、呈堆砌状的俏皮话和歇后语。出人意外的，作者还在结构上动了脑筋，一个主角，却有两个视点：中年的旁观视点与少年的主观视点。这种技巧将读者的关注纬度一分为三：叙述者、被叙述者和作者。
小说取名“凶猛”，少年的“凶猛”却很廉价：主角曾与同伴追打一个无辜孩子，却迟迟不敢下手，直到大家打完了，要撤了，挨揍的那个几乎无法动弹了，这才狠心猛砸，最后在一片叫好声中洋洋自得；他还曾因为争风吃醋扬言要“叉了”朋友，结果临阵委靡，不了了之，还自赋“不为女人翻脸才是好汉”；甚至只要给他一支烟，他就能“俯视”众生，并油然生出某种不人俗流或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时，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全然是个醉心于自我粉饰的孩子，而此展示很明显，那是作者刻意安排，由叙述者娓娓道来的。王朔到此为止所想表达的，就是对这种小成本快乐的自省。
但，故事还没完。
叙述者的记忆突然混乱了，他发现最先认识女主角米兰的人可能根本不是自己，于是少年的醋劲就失去了“先到先得”这座靠山，同时，他又怀疑自己潜人过的房间也未必是米兰的房间，那张让孩子一见钟情的照片更未必是米兰的照片，照片上女模的泳装让人神魂颠倒，而米兰却肥得很傻X。或许，少年只是在一栋房子爱上了一张照片，其中的映像与另一段恋情的女主角无意间重合了，至于其他的，仅仅是重合后为了自圆其说而产生的虚假记忆罢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记忆并不是被“刻意”编造的，相反，他们来自叙述者“老实”的回忆。
如果说《动物凶猛》前半部分是王朔的灵魂独白：通过自我粉饰得到的优越感终究廉价；那么后半部分就是他对小说的反思：所谓“还原生活”，只能出现在虚无的自我标榜中，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实现。而《看上去很美》，则是这一想法的延伸，王朔在自序中写道：你现在想起来的都是真的吗？谁都知道人的记忆力有多不可靠，这就是一般司法公正不采信孤证的道理。事件也评是当时的事件、情绪，及应难免不带今关情方我一心，也无非是一片虚拟的真实，所为何来？看来“还原生活”也不过是句大空话，又岂是下天大决心，拿一腔真诚换得来的？·······何谓小说？虚构。第一是虚构，第二是虚构，第三还是虚构。
这态度，与写《顽主》时的王朔相比，已经算谦卑了，也正因为有这份谦卑，这份他所说的“对小说规律的尊重”，王朔写出了他最好的长篇。然而，王朔并没这样沉静下去，《看上去很美》（简称《看》）发售不久，他又跳出来炮轰金庸和鲁迅，一时成为媒体焦点。他又怎么了？
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仍是商业利益的驱动。《看》是我喜欢的小说，但它并不完善，尾声尤显仓促，王朔说，那是因为不知不觉间写满了二十万字，这在商业上是一个坎，超过篇幅将影响书的成本，进而妨碍销路，所以割爱了尚在肚子里的部分。由此可见他虽有了点作家的自觉，却终于对“利”难以割舍，他太熟悉“市场”了。而《看》的销售不济更让王朔有了危机感，他觉得自己必须再做点什么以确保“见报率”或“知名度”，于是又“无畏”起来。
然而，仅仅是这样吗？我想先把话题引向最初我曾说过的——即作家写作，往往是对其不时演化的灵魂肖像的隐喻性表达——这一现象。
王朔曾在《动物凶猛》这么写道：“在我三十岁后，我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爱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说开初还有多少是个自然的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他的过程中我受到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
《动物凶猛》，王朔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如果把这段话看作王朔的自白，那么其中所提到的“清楚形象”，便是他在《顽主》与《一点儿正经没有》里所放纵的痞子形象，这一形象为他赢得了社会地位和财富（即“体面生活”），接踵而至的争议也带来了更大的知名度，所以“正中其下怀”。同时，知识分子对他的“憎恶”满足了他的复仇快感，而“市场”（即“喜好者”）的青睐则让他忘乎所以，一发不可收拾......但冷静下来后，王朔发现，对“市场”的顺从让自己的路越走越偏，其作品离自己心目中的好小说越来越远，就好像美味的啤酒，最终变质发酸。所以他要求自己“老实”一点，老老实实地写小说，这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王朔作家灵魂的自觉。
可王朔又说：“我的悲剧是在知识面前失去了自我。我没能抵御住在知识宫殿里扮演一个角色的诱惑，结果和别人一样净身作了个太监······所以，假使我现在仍对知识分子时有不敬，并非针对任何人，而是出于对自身的厌恶。”
这里王朔口中“已失去”的自我，是那个不顾一切发泄对知识分子仇恨的自我。王朔的矛盾在于，他是作家，却仇视知识分子。但其内心悄悄滋长的作家灵魂的不时苏醒，却又在无形间弱化其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因为作家不是异物，他本就是凭专业技艺吃饭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当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敌意正在弱化，甚至正在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王朔懵了，吃不准自己的改变究竟是“进化”还是“阉割”，也说不清对当初“自我”的留恋是出于真诚还是惰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其“改变”没给他带来任何物质利益。
王朔在2004年曾撰文回顾自己十年前的创作，他说：“我承认，我的世界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被植人·······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人遗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无邪的头脑。”
王朔终于坦诚自己的头脑不如“原始人那样”澄明无邪了，这是好事情，至少表明：2004年王朔的灵魂肖像，其底色，要比他十年前“澄明无邪”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