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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西南联大——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新京报 2021-06-15 10: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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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数中国历史上大师辈出的时代,“西南联大”一定是绕不过去的名字。近十年来,随着历史档案文献的公布以及口述、回忆录的补充,国内兴起了一股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热潮。我们整理了一份书单,与读者一同回顾和追忆那个群星闪耀的传奇校园年代。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经济学家戴世光曾经如此概括西南联大的学风:“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在特殊的战争年代里,西南联大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扎根云南,远离战场,西南联大与西南边陲社会、国民政府有怎样的互相影响?组成联大的清华、北大、南开各自有什么样的校风校史?文法商学院、理工学院、师范学院都有哪些知名教授坐镇?联大八年经历了怎样的雪雨风霜?作为西南联大荣誉校友,美国人易社强(John Israel)以凝练简洁的语言、全面驳杂的叙述、详实清晰的史料,将特殊年代里的授业与求学故事娓娓道来。

该书作为西南联大的校史书籍之一,其作者并未采用资料罗列的编年体和校友口述的回忆录体,而是结构性地将校史分成几个部分——爱国者的迁校、西南联大在当时的处境和学风、在联大授课的良师、联大八年校史。如此,将信息汇编和奇闻异事巧妙地穿插在一起,读来既不枯燥又不至于戏谑。旅行团的迁校之旅、通才教育理念、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斡旋、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各自的风格、社会运动与民主墙、学术自由与爱国主义……联大之风范尽在书中。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梅贻琦著,黄延复 王小宁整理,中华书局,2018年5月。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梅贻琦著,黄延复 王小宁整理,中华书局,2018年5月。

梅贻琦,严谨自持,雍容中道,温恭谦让。他出身南开大学,先是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三校合璧后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教任职期间,旁人对他从无差评。他“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从容风度让西南联大顺利联合,在抗战期间平稳办学。西南联大时期,他于1941年至1946年留下部分日记,是他在联大工作期间的生活工作全纪录,是后人了解梅校长和联大的珍贵史料。

“6月7日早五点左右,院中即有人声,不能再睡。七点,四人至街上中国食品公司食早餐:鸡丝粥、火腿蛋、面包、红茶,每位三元。”……“8月4日9:00与郑出访马局长及闫站长,托订车位,但无满意答复(闫未在站)。”……民国时期物价飞涨、敌机袭来跑警报、三校合璧繁重校务、教育斡旋于社会各界之间……梅贻琦在书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作为校领导的每日生活,理工科出身的校长也有文雅笔调,幽微心情,访山问水,看竹听戏。该书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堪称西南联大日记文献之双璧。

《西南联大行思录》,张曼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

《西南联大行思录》,张曼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

本书是作者张曼菱与西南联大的校友密切联系、亲身接触和交谈,深度浸润于“西南联大”的成果,也是一部西南联大的校友口述回忆录。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九叶诗人”之一的郑敏、当代政治学家赵宝煦等人作为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他们的回忆与叙述展现联大人的“行”与“思”,从而勾画出联大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文精神。

吴宓教授要求名为“潇湘馆”的饭店店长改名、闻一多作为教师指导新诗社、钱穆讲授中国历史选修课、刘孚坤先生诗朗诵、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许渊冲参与美国志愿空军的翻译……逸闻趣事、课堂内外、家国情怀,关于西南联大的一切在细节中被细腻地呈现出来了。本书刨去严肃的学理性探讨,以文学化的语言进行纪实性的描述。南迁、山城、教授立校、无为而治、从军、学潮、北归、两岸,几个大专题下分别列有数个小专题,对史实的叙述中穿插着谈话录和校友们的口述。于数个细节中展现老校友们对西南联大的追思和回忆,读来轻松写意、联大旧貌犹在眼前。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4月。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4月。

在中国知识界,谢泳以西南联大的研究著称。在本书中,他将目光聚焦于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探讨西南联大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大学教育离不开具体而微的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既包括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又包括现代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知识分子,还包括在校学生。在战争背景和政治高压下,教授在炮火中办学,且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形成了特殊联大知识分子群。知识分子群的兴起和衰落、学术传统、中国现代教育、“一二·一运动”、汪曾祺和穆旦的文学道路、“中国皇家学会”……从群体到个体,从学校教育到专业领域,谢泳以学者的角度审视了西南联大之不朽。

关于各个教授的各类信息,本书提供了详实的数据、统计和史料,都为佐证观点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谢泳认为联大成功的体制优势是教授治校,教授的核心地位让西南联大最大限度地保持学术自由和独立;其成功的历史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首先是因为教育西化,京师大学堂等学校具备现代化传统;其次是因为教授也受现代教育且多数拥有留洋背景,这为大学注入西方教育理念。本书在2009年度的《新京报·书评周刊》学术排行榜获第三排名。

《上学记》,何兆武著,文靖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

《上学记》,何兆武著,文靖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何兆武在书中如此说。不同于严肃的考究、追忆的采访、学理性的探讨,当代翻译家何兆武作为西南联大校友之一,他不是仰视联大的旁观者或是深究校史的研究者。他以亲历者的角度,以自身经历为史料讲述了他的学生时代。

逃课、凑学分、在窗口蹭课、学分够了随便转系、学生党派立场跳动、校园没有组织纪律、不升旗不集会学生消失了也没人知道,联大的散漫给了学生足够大的空间去投身于自己喜欢的领域,这也是学生们各有所长、颇有建树的原因。钱穆讲中国通史只讲到宋代、金岳霖在课堂上跟学生辩论、刘文典对沈从文的偏见和他在蒋介石面前的直白、闻一多搞政治的“一包热情”、吴晗因为收到学生投诉罢教……后人的回望难免带有浪漫化的滤镜,将西南联大和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奉上神坛。何兆武的亲身经历直面和平视西南联大,让个性十足的师长、同辈的形象更加立体而丰满。这也让西南联大走出历史的神话风云,让读者身临其境。

撰文 | 黎璇

责任编辑:陈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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