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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讲述“爱情的不在”的电影,让人心心念念了20年

未名读书 2020-06-15 16: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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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只是因为讲述了“爱情的不在”,这部电影让人心心念念了20年

王家卫出品于2000年的《花样年华》,是一部非常著名的影片。即使你没有看过电影,也一定听说过影片中的经典台词——“假如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这部讲述“爱情的不在”的电影,让人心心念念了20年

《花样年华》上映后,受到许多影迷的喜爱,也频频获奖。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CNN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19年9月,该片在英国《卫报》评选的“21世纪最佳影片100部”中位列第5名。可见这部电影的口碑与人气。

无疑,《花样年华》构成了某种全球性的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影片成功地整合起了一种全球性的爱恋和认同。也正是因此,即使20年过去了,影片依然让观众念念不忘。

“与其说这部电影讲述了爱情,不如说讲述了爱情的不在。与其说它讲述了两个人的相遇与一见倾心,或者渐渐地相互融入,不如说它表现了一种永远的匮乏,一种永远的彷徨,一种永远的可望而不可即。”

对于《花样年华》,戴锦华老师有非常精彩的解读。她从“怀旧”“物恋”和“命运”等关键点入手,深入剖析了影片的动人之处。

旧怀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怀旧”无疑是这部影片的突出特征。

《花样年华》所怀之旧,是香港1960年代。影片开篇便打出字幕“1962年香港”,以后依次是“1963年新加坡”,“1966年柬埔寨”。1960年代,因此成了人们接受、欣赏、解读《花样年华》时的一个关键词。

这一点在王家卫那里是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在接受《纽约日报》记者的访问时说:“我并非真的试图拍摄一部关于1962年香港的影片,我更想拍摄一部影片,讲述我对那个年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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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应和风靡全球的世纪末怀旧潮,又成功地异军突起。与将1960年代迷幻化的书写方式相反,王家卫描写的是一个压抑或曰自律的1960年代故事。

和电影的历史书写一样,《花样年华》所建构的怀旧氛围,主要来自于它对往昔的、包括1960年代香港的文化表象的成功复制。那份“欲说还休、犹豫躲闪的恋情”,与其说出自1960年代的真实生活,不如说来自1960年代香港情节剧电影的叙事惯例。

尽管王家卫本人否认影片的情节设置受到了1960年代香港电影的影响,但他最初正是想将影片取名为《秘密》。但他继而发现,名曰《秘密》的电影汗毛充栋,于是他选择Roxy Music的代表人物布莱恩·费里(Brian Ferry)的主打歌曲名:In the Mood for Love,与之对应的中文片名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上海滩的“金嗓子”周璇的名曲《花样的年华》。

影片浓郁的怀旧氛围,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影片的音乐。影片的音乐,凸现了1960年代初期,那个以广播、收音机为大众媒体的时代,复制并重构了香港殖民岁月中,那种新旧并置、华洋混杂的城市音响空间。

富丽饱满的色彩无疑是《花样年华》中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因素。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影片中的设色、包括某些构图,当然首先是人物造型,事实上,是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的复制。

另一个似乎不足道的复制元素,是片头、片尾字幕的设计。就这部极端精美、近乎刻意的影片而言,其片头、片尾字幕惊人的单调、简陋:正红色的衬底,几乎不留天头地角的白色宋体字幕——除了色彩,那无疑是极端典型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字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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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一微不足道的形式单元,从第一时刻,便引动着一份电影的记忆,召唤着某种怀旧情调。

恋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花样年华》给全球观众带来的那种巨大的愉悦和满足感,在于它成功地建立了一种物恋的表达。所谓怀旧的真意,也正在于通过对往昔文化表象的选择、复制与重构,将它所借重、呼唤的历史时空演化为某种“空洞的能指”、一个物恋的对象。

《花样年华》成功地建构了一个物恋表达,正在于它以影片文本成就了作为物恋对象的1960年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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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怀旧书写创造的物恋对象之时,强调的是通过对往昔社会表象序列的复制,并投注以近乎心醉神迷的凝视,或者说是目光的无限萦绕和爱抚,从而托举出一个符号,一处空洞的能指,一件(所)恋(之)物。

《花样年华》最为别致而独特的视觉结构,便是这部几乎只有两个人物的影片(当然,片中有名姓的人物共11个)中,男女主角都不拥有视点镜头。就影片中的镜头结构而言,人物不“看”,不对视。于是,为华美、繁复的运动镜头所显露出的摄影机,便成为影片中唯一的观看者与视点镜头的发出者。

在《花样年华》中,作为观看者的摄影机事实上是被充分地人格化了的,或者说,它在影片中成了一个相当具体的隐身人。这位隐身人负载着一份当代人深情、怅惘、无穷回旋、无限依恋的凝视。正是这个由摄影机出演的角色,将影片中的人物、场景等一切,推放在一个怀旧的视域之中,将他/她/它们呈现为物恋的对象。

在叙事层面上,这一人格化的摄影机,一个试图穿过历史的尘埃回望的角色,不仅在情节层面上成为“谎言和秘密”的知情人和披露者,而且在所谓人物心理层面上,成为这部压抑、自律的爱情故事的揭秘人,成为对人物内心的无声陈述。

此外,在影片中,苏丽珍、周慕云不仅不拥有视点镜头,而且他们甚至从不曾在视觉呈现中共享同一空间。一般来说,在电影的视觉语言中,画面空间的共享,意味着心灵、情感或意义空间的共享。而在《花样年华》中,无论是他们相向对谈,还是他们比肩而立,无论他们在银幕空间的身体何其接近,他们却从不曾享有一幅两人同样清晰可辨的画面。

对白有着相当经典的形式:一问一答,但在画面上,人物却始终一实一虚。于是,对话更像是独白;或者说,他们从未说出自己渴望说出的;或者说,他们体面客套的说词中的真意无法到达对方或被对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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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视觉结构的设定,使得他们共享的时刻,同样呈现为对象的“在场的缺席”或“缺席的在场”。正是这种细腻的视觉呈现,传递出那种广漠的孤寂或无助感,传递出比道德禁令强大得多的心灵桎梏。

命运

一篇网上反复转贴的文章《解读王家卫电影的十个关键词》(署名刘毅)中有一段颇为精彩的文字:

“命运是公平的,凡是你努力寻找的东西,它都会给你机会让你接触,但是命运同时是狡猾的,它会在给你的同时,让你和她擦肩而过。然后命运就会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我已经给了你机会,是你自己错失了呀。’这个命运,叫做王家卫。”

在影片中,尤其是在《花样年华》中,这位名曰王家卫的“命运”,同时化身为摄影机,将人物及其他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又间隔开来。从第一场景开始,导演便让苏丽珍、周慕云一次再次地在狭窄的楼道中相遇并交臂错过。而最终,他们也还是错过了。

毫无疑问,《花样年华》延续了王家卫电影的一贯主题:逃避与拒绝。《东邪西毒》中欧阳锋的说法:“要想不被别人拒绝,就要先拒绝别人。”同时,这个名曰“命运”的王家卫,无疑长于呈现人物面对“命运”时的无效的反抗和挣扎。让他们尝试去拒绝,却无从拒绝。当两人在命运、不如说王家卫设置的层层陷阱中一步步地陷落,他们仍在固守、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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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中,情节或曰情势,一次次地将人物推向他们的“宿命”,但他们一次次地滑脱开去。如果说,他们在感情渐次接近,终于难于割舍,那么在影片的视觉结构中,他们却一步步地从空间画面中的交臂错过,发展为时间中的错失。最大的错失无疑是众多的影片讨论者都津津乐道的段落——那未及说出的心声:“是我。假如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影片的“大结局”选在了1966年,选在了柬埔寨。那一年,柬埔寨最终挣脱了法国殖民者的统治,完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独立建国。戴高乐的来访,正是这历史事件中关键的一幕。伴随着柬埔寨殖民统治的结束,香港作为亚洲最后的殖民地的意义开始凸现。

当我们在讨论《花样年华》的故事背景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是一个小资“部落”、中产阶层的故事。在这一层面上,张曼玉那繁复、一丝不苟的发型、旗袍与梁朝伟的造型,可以成为他们的阶级身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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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阶层,始终是太平盛世中的社会中坚,是社会的骚乱、苦难、变迁最后触动的阶层;而他们又无疑是大时代的边缘人,在某些角隅中避过时代的风雨。

2000年,置身于香港的王家卫,以1966年、终结殖民统治的柬埔寨来终了自己的故事,相对于1997年终结了殖民统治的香港,便显露了某种至少是政治潜意识间的言说。

而王家卫曾说过的“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有些东西会过期”,便似乎不仅指的是爱情故事,也是所谓人类永恒主题与二十世纪的历史变迁间的参照。

这部讲述“爱情的不在”的电影,让人心心念念了20年

(图片来源于未名读书及网络,侵删。)

责任编辑:段颖 CC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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