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评委会主席凯特·布兰切特宣布将特别金棕榈奖授予并未到场的让-吕克·戈达尔，表示他是一位“不断定义并且重新定义电影是什么的艺术家”，今年的入围作品《影像之书》（The Image Book）“让我们流连，又令我们感到困惑、挫败、挑衅、愤怒、兴奋，最终影响了我们欣赏其余入围影片的视角”。五十年前，戈达尔阻止了戛纳颁发包括金棕榈在内的所有奖项；五十年后，他又被授予一座特别金棕榈。或许，这对于连奥斯卡都不屑一顾的戈达尔本人而言，没有什么意义，但对于戛纳来说，还是别有意趣。

#MeToo成电影节最热话题

今年戛纳电影节难逃正如火如荼对的#MeToo运动。

早先，电影节尚未开幕，就宣布要在举行期间开设热线电话，鼓励受到性侵的女性踊跃举报人渣；在开幕伊始的评委会媒体见面会上，今年的主席凯特·布兰切特被问到最多的也是此类问题；电影节期间，更有82位女性电影人一同走上红毯，抗议入围戛纳的女性电影人的匮乏；就连担任评委的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在出席红毯首映礼时，因为鞋跟太高无法步上影厅的阶梯而脱下高跟鞋的行为，也被媒体会意为是抗议戛纳过去要求女性在Gala首映之夜一定要穿高跟鞋的荒谬政策；当年通过《低级小说》在戛纳咸鱼翻身的约翰·屈伏塔难得来开个大师班，也要谈到这项运动。而最劲爆的一幕则是出现在了闭幕典礼上。

担任最佳女演员奖颁奖嘉宾的意大利女星艾莎·阿基多直指戛纳曾是韦恩斯坦的猎艳胜地，而现场还有漏网之鱼。

担任最佳女演员颁奖嘉宾的意大利女星艾莎·阿基多（Asia Argento）当着现场3000多名电影业界的精英，说出了一段令她难以释怀的往事：“1997年，我在这里，就在戛纳，被哈维·韦恩斯坦强奸了。那年我21岁。这个电影节过去就是他的猎艳之地。我希望在这里，哈维·韦恩斯坦今后永远是不受欢迎的。他将生活在耻辱之中，被曾经拥抱他并为他掩盖罪恶的电影圈所唾弃。纵使在今晚，在座的各位中，仍然有一些人要为不应该被这个行业容忍的行为负责。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你们是谁——我们不会再允许你们继续逍遥法外。”从她的发言不难看出，#MeToo运动还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MeToo运动不仅是戛纳场内场外的最热议题，甚至不免让人猜测其对评选结果的影响——今年入围主竞赛单元的21部作品中，有三位出自女性导演之手（爱丽丝·洛尔瓦彻的《幸福的拉扎罗》、纳迪·拉巴基的《迦百农》和伊娃·于颂的《太阳之女》），最后有两部拿了奖，创下近年之最。

中东地区强势崛起

相比社会热点#MeToo运动，另一项与电影本身更近的话题却乏人问津。

今年入围主竞赛单元的21部参赛片中，分属六个地区。

素来是艺术电影丰产区且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西欧地区，照例是入围最多的，共有七部（《人尽皆知》、《喜欢，轻吻，快跑》、《影像之书》、《幸福的拉扎罗》、《开战》、《犬舍惊魂》、《刺心》）。

有五部作品在中东拍摄而成。其中，既有女性导演的作品——来自黎巴嫩的纳迪·拉巴基的《迦百农》和法国导演伊娃·于颂（Eva Husson）的《太阳之女》（Girls of the Sun），也有新人导演——从英国回到故乡埃及拍片的A. B·舒基（A.B Shawky，《审判日》），还有身处困境中的老导演——被限制出境、限制拍片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Jafar Panahi，《三张面孔》），以及声名在外、树大根深的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Nuri Bilge Ceylan，《野梨树》）。

屈居其后的是东亚地区，包括戛纳常客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和中国导演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以及李沧东时隔八年的新作《燃烧》，还有初征“欧洲三大”的日本青年导演滨口龙介的《夜以继日》。

而全球电影产业最发达的美国，今年入围影片的数量相比去年腰斩，仅有两部——斯派克·李的《黑色党徒》和大卫·罗伯特·米切尔（David Robert Mitchell）的《银湖之底》（Under the Silver Lake）。

凭借《小家伙》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

俄罗斯与美国打成平手，也有两部作品，分别是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的《盛夏》（Leto）和谢尔盖·德瓦茨沃伊（Sergey Dvortsevoy）的《小家伙》（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等多国合拍）。

导演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