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声也围绕着这些年轻明星而起。人们担心这些年轻偶像对历史缺乏了解,无法呈现出革命时代的感觉。对此,张宏森则在朋友圈长文中,力挺“小鲜肉”,称他们是正在努力接班的年轻演员,中国电影要为年轻人上位留出空间。
“他们,或他们经纪人的种种不懂事都是暂时的、可校正的”,张宏森写道,为了回应公众疑虑,剧组特意在影片里标注上了他们所饰演角色当年的年龄,“粟裕19岁,周恩来29岁,聂荣臻27岁,叶挺30岁,毛泽东年龄偏大,也才33岁……”
据介绍,这些主演的平均年龄为31岁。于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背后都有几千万的粉丝,这部电影背后有很广泛的年轻观众到达率。”
夹缝中的创作
2009年5月19日,《建国大业》“西苑阅兵”的段落拍摄完成后,主创团队到位于北三环的远望楼宾馆聚餐。因为紧邻北京电影学院,这里成为很多电影人开会、小聚的地点。
当时这部电影已经成了社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西苑阅兵”的拍摄更是通过央视进行了全国直播。韩三平、黄建新等人兴致很高,有人提出,不如在《建国大业》之后,再拍两部,名字就用《建党大业》、《建军大业》。
这三部电影,赵宁宇都有参与。前两部,分别以演员身份饰演刘亚楼、梁漱溟。第三部,除了扮演恽代英外,赵宁宇还担任了编剧。据他回忆,三部曲的计划,后来遭遇一个小插曲。“建党”之后,《毛泽东传》的项目被提了出来。当时有关方面计划在2012年开机拍摄,这很可能是要赶上次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不过后来,因为很多原因,电影没能投拍,《建军大业》才回归三部曲的序列。
《建国大业》之后第二年,中影就开始筹拍“建党”这部片子。由于此前的成功,无数企业蜂拥而至,希望能够投资。“拎着‘钱箱子’来谈合作的一路冲向小西天稍显破旧的中影小楼。有的连回报也不要了,能挂上一个‘联合摄制’之类的名分,‘钱箱子’直接往桌上搁。”赵宁宇由是感慨道,“资本市场是最势利的。”
投资三千多万元却在国内收获4.2亿元票房,《建国大业》的巨大成功让当时组建才一年多的中影营销公司声名鹊起。结果《建党伟业》投资规模是《建国大业》的近三倍。
这一次,黄建新把郭俊立拉来做编剧。郭俊立也很少写主旋律的剧本,之前他创作的《十月围城》《让子弹飞》都在商业上大获成功。
不过,参与进来后,郭俊立才发现,虽然中影一直想把电影往商业方向上靠,却又不得不兼顾主管部门在内容上的意见,“因此(这种电影)就处于一个夹缝,我们的创作空间很小”。
据中影集团副总经理、《建国大业》总策划史东明回忆,“建国”的剧本故事原本集中在第一届政协开会本身。韩三平接手后,希望能把故事开端从1948年回溯到1945年重庆谈判,共产党提出要召开政协,要团结一切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
在韩三平看来,如果不写一个被国民党破坏了的旧政协,就不能写出新政协的意义和它的艰辛。剧本的结构讨论一直僵持不下,各方都很坚持自己的意见。最终,时任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到现场听取意见,拍板确定了从1945年开始讲故事。
据黄建新回忆,筹备《建国大业》经历了多次审查。“电影局、广电总局、审查小组,重大历史题材领导小组,北京市政协,全国政协这些部门都需要提供意见。”
郭俊立对此也能理解,毕竟商业电影的另一面是,这个系列仍然是一个重大题材作品。“电影局、中宣部、党史研究单位都有意见提出来。”郭俊立说,这个过程主要是韩三平和黄建新去做,他们从不同部门拿到意见后,再反馈给编剧。
即便是按照最终意见完成剧本,到影片制作后期,来自各方的意见仍然很多。据赵宁宇在《当代中国电影导演研究》一书中记载,第二部原本计划叫《建党大业》,“片名被上级领导改了一个‘伟’字”。郭俊立则透露,《建党伟业》最终送审时,成片120分钟的电影,改了140处——从初剪完成到成片,平均每40秒就要改一个地方。

《建国大业》完成后也是如此,对电影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塑造,剧组一直忧心忡忡。赵宁宇在前述著作中写道,“最终,国家最高领导人审看此片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个评价令影片顺利通过审查。即使‘不反,亡党;反,要亡国’这种敏感对白,终于也留在了影片中。”
然后没想到,当电影的拷贝制作完成后,影片中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后人,观片后又对一个情节提出了异议。剧组不得不再次进行修改。片方重新印制了1450个拷贝中的第N本——好在电影放映拷贝是分本的,但耗费了数百万资金。
作家董哲参与了三部电影的编剧工作,在他看来,审查部门的领导,也在发生变化。“这是相互权衡和讨论的过程,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提出的意见你都要按这些意见来进行修改。”董哲说,“因为提供意见的人会非常多”,剧组也会对意见进行权衡。有一些党史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剧组仍然保留下来,“电影成片拿出来,审看的时候,领导和专家们会说这是属于你们的艺术表达范畴,我们不在史料本身上去剖析,你这个是艺术创作。”
《建军大业》还在剪辑阶段时,张宏森去工作室看影片进展。看完剪辑后的内容,他提出了修改意见。“再剪吧,消灭一切陈词滥调和拖泥带水,包括那些多余的‘政治正确’,”张宏森说,“一个不够精致、不尊(重)艺术的政治正确,对于电影来说才是最最不正确的,要给‘主旋律’电影正名。”
政策护航?
2016年8月1日,筹备已久的《建军大业》终于在北京开机。除了剧组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巡视员周建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陆亮等官员出席了开机仪式。这也提醒着外界,《建军大业》同之前两部一样,并非单纯的商业电影。
据《江西日报》报道,这部电影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纪念建军90周年的重点影片,而作为南昌起义的发生地,江西省也对电影给予了大力支持。
“自2014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电影《建军大业》的拍摄工作,省领导命题并修改剧本,带队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请示汇报。”开机仪式数日后,《江西日报》写道,“省领导还多次就电影《建军大业》的拍摄相关事宜,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电影出品方、承制方进行沟通和协调,促成电影《建军大业》的顺利开机。”
这部电影共拍摄117天。2016年11月25日下午,电影杀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江西省委常委赵力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李国奇等出席关机发布会。
无疑,即便是主旋律电影,也很少能受到如此规格的支持。但这种政策上的支持,对电影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少人会认为,之前两部的票房收入高,都是源自政策保驾护航,全是红头文件保障的。”赵宁宇接受本刊采访时,否认了这种说法。

据他回忆,2011年,《建党伟业》上映期间,有媒体曝出,《变形金刚3》《哈利·波特7》等好莱坞大片纷纷推迟内地上映日期,此举是为了保证《建党伟业》的长线放映。新影联副总高军当时更语出惊人:“在《建党伟业》拿下一定的票房,比如8个亿以前,《变形金刚3》之类的进口片都不能上。”
这席话在网友中引发高度讨论,“极大地煽动了普通观众的抵触情绪”,赵宁宇认为,《建党伟业》的票房最终止步于4亿,就是受这些传闻的影响。
一位电影公司的投资人向记者透露,前两部出现包场的情况,很可能与央企、国企、大型民企的各级党委、支部的组织生活有关,“作为建党九十周年的献礼片,选择去看《建党伟业》几乎是理所当然。”但他认为,《建军大业》这方面影响力相对较少,“包场和集体观影的人数肯定不如以前。”
对于红色电影投资的热情并没在《建军大业》中再次出现爆发式增长。“影片最后会有两屏的赞助合作商列表。”不过,据赵宁宇透露,大部分都是在电影制作后期谈下来的。
“希望16亿”
坐在化妆间里,化妆师在演员张涵予的脸上开始大动干戈:把他的颧骨垫高,又把腮帮子往回收。镜子里,杜月笙的形象浮现出来。随后,穿着白色长袍的他要上场了。
刘伟强果然按照自己熟悉的感觉开始拍这部电影。“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男人戏,男人跟男人的戏。”刘伟强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会对drama(戏剧性)的东西抓得不一样,但其实这就是生活,我要表现1927年他们的生活,这一部分,我会用新的角度去拍。”
1927年南昌起义后,叶剑英仍留在国民党内部,通过秘密渠道,向共产党传递消息。“汪精卫知道有一个人在向共产党泄露消息”,但他不知道是谁。叶的饰演者小爱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导演给他讲这场戏时说,这就像《无间道》一样。
在一场会议上,汪精卫决定要把卧底找出来,他说了一番话,想要试探与会者的态度。这时候,刘伟强喊“卡”了。“导演说不对,不能这样,汪精卫你就喝你的酒、玩你的杯子,不说话就行了”,小爱回忆道,刘伟强说,这样氛围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除了文戏外,刘伟强找来的枪炮也派上了用场,他想要的大场面随处可见。刘伟强介绍,最终整部戏的战争戏份占全片近40%。117天的拍摄时间,南昌起义和三河坝战役的重头战争戏就拍摄60余天,占到整个拍摄期的一半时间。

为了能让“小鲜肉”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剧组还给他们补课。请党史专家讲当年的历史背景,又把他们拉到八一厂去军训。扮演蔡和森的刘循子墨,和周恩来的扮演者朱亚文、扮演叶挺的欧豪一起,训练持枪、骑马、站军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