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别称为“刺桐港”。那时，它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在经历了辉煌的“泉州时代”之后，明代海路封闭，泉州港迎来了致命一击，从此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在泉州申遗成功之时，我们特邀学者何书彬撰文，呈现了泉州历史上的这段高光时刻，探寻海洋文明发展史上的东方色彩。

作者 | 何书彬

01

旅行家的“刺桐印象”

元朝初年，马可·波罗游历了泉州，通过游记，把“刺桐印象”带回了欧洲。

他写道 ：“刺桐城的沿海有一个港口，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驶往蛮子省的各地出售。这里的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微乎其微，恐怕还不到百分之一。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除了港口规模之宏大，马可波罗还在泉州一带，看到了一幅那个时代的国际化图景。

德化的瓷器正在按照国外的订单成批地生产，它们物美价廉，用一个威尼斯银币就能买到8个瓷杯；埃及人带来了白糖生产技术，使得永春成为了一个热闹的糖业中心；在泉州的街市上，文身师技艺精湛，有许多人特意从印度来到这里文身。

《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 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年3月版

在马可·波罗之后的几十年里，来到泉州的，还有同为旅行家的伊本·白图泰，以及罗马教皇派遣到泉州的主教安德烈·佩鲁贾。

伊本·白图泰写道：“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可以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有百条大船，至于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

他还在印度洋沿岸发现，来来往往的多数是中国船只，其中有些大型中国海船高达4层，在船上工作的海员多达上千人。这些大海船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泉州制造并出洋的。

安德烈·佩鲁贾在寄回欧洲的信里，由于身份的原因，着重提及了当时泉州的宗教情形。他写道，一个富有的亚美尼亚妇人，在刺桐城里捐资修建了一座大教堂，还捐资维持教堂的开支。他说，他作为传教士，可以在这里自由传道，这座城市里还居住着来自世界其他各国的侨民，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信仰，比如有不少犹太人生活在泉州，他们一直信仰着犹太教。

与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不同，安德烈·佩鲁贾不是这座城市的过客。

1332年，安德烈·佩鲁贾在泉州去世并葬在泉州。他的墓碑如今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并曾在1992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世博会上展出。

02

 曾有一个“泉州时代”

 马可·波罗等人，是在泉州港的鼎盛时代来到这座港市的。

由于泉州在宋元时期的重要性，研究中国海洋史的台湾学者李东华，以“泉州时代”，来指代中国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史。

1087年，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的开端。这一年，北宋在泉州设立了管理海洋贸易的机构市舶司，相当于现代的海关。

这标志着泉州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海港之一，也是它走向极盛的转折点。

在什么时候泉州超过了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关于这一点，学术界一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北宋末年，泉州港的贸易量已经和广州港不相上下，而完全取代广州港成为全国最大港口，则是在宋末元初；第二种说法认为，到南宋初年，泉州港的贸易量才与广州相当，到了元代，泉州港才超过广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

以上两种说法，虽在泉州港取代广州港的时间点上存在差异，但都认为泉州港在宋元时代的中国，是最具代表的海港。

而且，泉州港在这一时期的崛起，其意义不亚于港口之间的地位更替。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吴象婴 / 梁赤民 / 董书慧 / 王昶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写道：“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泉州港既然在这么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跃居中国最大港的地位，那么它在世界性海上贸易圈的枢纽地位显而易见。因此，当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见到泉州港时，无怪乎他们发出那样的惊叹。

通常来说，一个海港要成为超级贸易枢纽，往往需要广阔的腹地作为支撑，比如秦汉以来的广州港，又比如在近代崛起的上海港，它们都有着巨大的辐射范围。

相较之下，泉州港的崛起，像是一个奇迹。它是如何在宋元时期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呢？

在中国的古港中，泉州港其实是一个后起之秀。在南朝梁代之前，泉州港不见于史籍记载。在秦汉时期，今泉州一带甚至是中原人士眼中的蛮荒之地。

而且，打开地图，我们就可以发现，福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这种地理特征，使得福建在现代铁路、公路兴建之前，与各地的交通都极为不便。这也导致，在中国的各个省份中，福建是开发很晚的一个。

一直到晋代，由于中原战乱，衣冠南渡，福建才迎来第一次移民高峰。在此之前，秦统一中国时，秦军并没有进入福建，秦始皇只是在今福建一带设立了名义上的闽中郡，不是指派郡守治理而是由当地的部族首领继续治理。汉武帝时，朝廷指派的军队第一次进入了福建，但汉武帝的做法是“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这就使得，福建曾长期游离于外，汉人对福建的开发，不仅晚于今辽宁、两广，甚至晚于大西南的云南和大西北的新疆。

唐末至五代，由于北方的战乱，福建迎来了第二次移民高峰。人口的激增，以及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得福建后来居上，泉州也开始成为一处重要的海港。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前馆长王连茂认为，对泉州而言，公元1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吉祥的世纪”。在这一时期，北方虽战乱频仍，但泉州成功地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泉州港的崛起，与那时中国经济版图从北到南的整体位移这一趋势，是一致的。

北宋时，朝廷设市舶司于泉州，可以说是对泉州港贸易地位的追认。

如果仅仅得益于这个整体环境的变化，泉州尚不足以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毕竟，这种整体环境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广州等港口。

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失去了大片疆土后，宋室也失去了大量的税收，急需通过海税来弥补亏空。如宋高宗赵构所言：“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开始着力提升泉州港的重要性。它被选中的的一大原因在于，泉州恰好处于南宋海岸线的中间位置，距离杭州比广州近，距离前来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商人，又较宁波为近。

泉州港也满足了南宋朝廷的期望。在宋高宗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司的税收增加了5倍，达到每年近百万缗，占到了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这是属于泉州港的高光时期，也是属于整个福建的一个繁盛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冀朝鼎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

经济学家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统计，在两宋时期，浙江一带兴修水利302次,广东为44次, 福建则多达402次。在农业这个基础之上，那时的福建，是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以及茶业、瓷业、冶炼业和造船业等多个产业的中心。

在文教方面，那时的福建也一枝独秀。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出生在福建，治学、讲学在福建，另据美国汉学家贾志扬（John W.Chaffee）统计，两宋进士共有28933名，其中福建路（今福建）的进士为7144名，约占全国总数的24.7%。这一数字，远超排名第二的浙东路（今浙江大部）4858名，以及排名第三的江南西路（今江西）3861名。

不过，在繁盛的另一面，则是沉重的税负、劳役带给民众的巨大压力。两宋时期，福建官员多次向朝廷报告一个现象，由于在税负、劳役之下无力养育子女，福建民众“生子多不举”，也就是在生下孩子后溺婴、弃婴。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朝廷下诏: “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委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 给常平米一石、钱一贯, 助其养助。”意思是说，朝廷开始发放生育津贴，以应对频发的人伦惨剧。

宋末元初，泉州港虽经历了战乱，但得益于元代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泉州港不但从战乱中恢复，而且保持了繁盛之势。

到了明初，泉州港迎来了致命一击。

明太祖朱元璋厉行海禁，他认为：“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涂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

海路就此闭门，泉州港也在日复一日的淤塞中，彻底地从历史中消失了。

泉南佛国”石刻（《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作者王铭铭摄于2004年）

03

 重新发现“刺桐港”

当泉州港退场的时候，它在欧洲却成了一个传奇。

大航海家哥伦布曾经很认真地研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去繁华的“刺桐港”带回财富，是他远航的一大动力。结果是他发现了美洲却误以为就要到泉州了，而且写下日记：“很肯定，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大陆了，离刺桐和京师一百里格（注：一种长度单位，约为5.556千米）上下。”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说：“16世纪流行的这样一个词可以让人记起刺桐曾经的辉煌：第一时期的西南季风当时被称为mavsin-i（Zăītūnī），即‘刺桐季风’。”

在15世纪、16世纪之交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掀起了第一场全球化的浪潮。明末，朝廷迫于时势，开放了位于漳州九龙江入海口内的月港，此后由于月港湾多水浅等原因，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外的厦门港迅速崛起，成为福建最大的海港。来自美洲的白银，如流水一样通过月港、厦门港涌入中国，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从月港、厦门港运往东南亚再转运到欧洲，在欧洲引起了一场长达百年的“中国热”。

但是，明清两代，在五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失去了“东方大港”地位的泉州港，往日光辉也逐渐无人提起，甚至，它被人们普遍地遗忘了。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围绕一个话题争论不休：“刺桐港”在哪里？

这时，马可·波罗笔下那个富庶、美丽、如神话般存在的“刺桐港”，已经成了一个谜。

很多学者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投入这场论争。有人认为，刺桐港指出的是泉州港；有人认为，应该指的是漳州月港，还有人认为，应该指的是扬州或者杭州。

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一直到一百年前，谜底才得以揭开。

刺桐，泉州市的市花（图片来自纪录片《重返刺桐城》）

当时，日本学者桑原陟藏的名作《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问世。他采用注释考证的方法，指出“Zaitun 为中国古时第一商港，而征之汉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

1926年，厦门大学的学者张星烺、陈万里等人前往泉州，考察文物古迹。他们均认同桑原陟藏的说法。

1935年，时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的汉学家艾克（G.EcKe），与时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授的汉学家戴密微（P.Demieville），合著了研究泉州开元寺东西塔的著作，题为《刺桐双塔——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由哈佛大学列为“哈佛——燕京研究院专著系列”第2 卷出版。

1956年，可证明“刺桐港”即是泉州港的实物证据——艾哈玛德墓碑在泉州被发现。墓主的孩子阿含抹用阿拉伯文清晰地记载，其父“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显示其先人娶了泉州女子为妻，并在泉州繁衍生息。至此，“刺桐港”在哪里这一迷雾，彻底拨开了。

如今，刺桐树在泉州里，处处可见，这是一种生长得十分热烈的植物，花开似火，明艳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