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放）“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如何写胡适真是很费了一番脑筋，主要就是因为胡适这个人对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即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陌生是因为大多数并不真正了解他……
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其祖籍安徽绩溪，是一个典型的官宦之家。父亲胡传是晚清贡生，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一书，1895年病逝于厦门，其时，胡适还不满4岁，而母亲冯顺弟年仅23岁就开始守寡……
胡适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他一生几乎从不敢违逆母亲，对母亲言听计从。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上过9年私塾。14岁时，胡适到新式学校——上海梅溪学堂求学。开始初步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视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严复为偶像。求学期间，胡适还发表了白话小说《真如岛》。在上海滩引起轰动。1906年，胡适考入中国公学，两年后又转入中国新公学，年纪轻轻的兼任英文教师。
胡适虽然表面上一点都不张狂，但其实对自己的天赋和才华还是颇为自负的。从其给自己起的笔名天风、藏晖中就可略见一斑……
1910年7月，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先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改读文科。
191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用主义哲学鼻祖杜威，并一生服膺。
1917年夏，年仅25岁、尚未获得博士头衔的胡适就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力倡民主与自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
1927年3月，胡适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据学者袁同礼考证，胡适一生共获得国内外博士和名誉博士学位36个，冠绝华夏。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映的《末代皇帝》一片中，前去紫禁城拜见溥仪的胡适居然是个五六十岁的腐儒。其时，胡适刚到而立之年，儒雅斯文、风度翩翩，但早已驰名海内……
陈独秀（左）与胡适（右）
胡适致力于用白话文取代通行了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他也是第一位提倡用白话文写作、用白话文创作新诗的作家。胡适生前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其在思想史、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并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多部巨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也说：“他（指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教授没有分别……”像这样的人物，才华本不值得怀疑，我们只有高山仰止才对。而且我儿时就知道胡适曾获得过一大堆博士头衔，就认为他一定渊博得无与伦比。但问题似乎不那么简单……
早在胡适担任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就饱受质疑。当时，胡适在北大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与众不同，引起学生一片质疑之声。有人认为胡适学问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怎么配在北大教书？应该卷铺盖卷滚蛋。但有些学生认为，虽然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但讲课方法比较新颖和西化，还应该在北大占据一席之地。而傅斯年当时也是北大学生，家学渊源，天赋超群，有“国学小专家”之称。当时，北大教《文心雕龙》的是朱蓬仙教授，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从辈分上讲，还是傅斯年的师叔。但年少轻狂的傅斯年可不管这些，他拿到朱教授《文心雕龙》讲义全稿，一夜就看完了，并从中挑出三十多处严重错误，呈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一看，傅斯年说得头头是道，就将这门课的老师进行了重新调整。而傅斯年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去听胡适的课，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不怀好意”的，而且笃定胡适的教席将不保。但没想到傅斯年听过课后非常满意，他对欲赶跑胡适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从此，傅斯年成了胡适在北大的挡箭牌，使得年纪轻轻的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傅斯年（左）与胡适（中）
虽然傅斯年买了胡适的账，但他的老师，他老师的老师却根本不买胡适的账。傅斯年的老师黄侃是天下闻名的国学大师，更是一个目空一切的“主”。黄侃和胡适曾是北大的同事，黄侃是文言文的“死忠”，胡适则是白话文的“旗手”，黄侃对胡适的厌恶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他在课堂上就说：“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有人用白话文给他发电报肯定这样说：‘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多达11个字，而用文言只‘妻丧速归’四个子即可，光电报费就可省2/3。”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部无下册，黄侃就日后在中山大学课堂上调侃胡适是著作监，学生不解其意，黄侃哈哈大笑：“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也。”……
黄侃对胡适全盘否定，尤其对胡适大力推广普通话恨得牙根痒痒，甚至对胡适的名字看着都不顺眼，一次，他对胡适说：“如果你真心推广白话文，那你的名字不应叫胡适，而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
黄侃对胡适成见日深，后来发展到了面对面破口大骂的程度。一次宴会上，名流文士雅集，胡适谈起了令其心仪的墨子。而黄侃听了就气不打一处来：“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度，没和黄侃一般见识。但黄侃以为胡适示弱，居然指名道姓起来：“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见骂到自己先父头上，忍无可忍，指着黄侃鼻子大骂起来。而黄侃则嬉皮笑脸起来：“我跟你开玩笑呢，墨子成天讲兼爱，所以墨子肯定无父。而你父亲在你心中神圣不可侵犯，那你就不配谈你如何崇拜墨子。”黄侃话音一落，赴宴的名士们都捧腹大笑……
黄侃
而黄侃的老师章太炎那更是一代学术狂人呀，连学术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在他眼中只是一盘小菜。他对前去拜谒他的后生们说：“康、梁、康，这不必谈；梁，后来变了节。他佛学倒不坏，但究竟改节的……”后生们又问章太炎：“先生对胡适怎样看？”章太炎哈哈大笑：“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这与其学生黄侃的“著作监”妙讽几乎如出一撤……
但胡适对太炎先生一向很尊敬，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自序中，就言之凿凿地写道：“我做这部书……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在书中，胡适多次提及太炎先生。
而自出道以来，胡适的学问和才华其实一直饱受诟病。而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大陆更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不但是胡适自愿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对其父大加鞭挞，更有一大批著名学者、专家加入了口诛笔伐胡适的战队。
章太炎
1954年，魏晋南北朝史学权威周一良发表《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和《西洋“汉学”与胡适》两篇文章，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和水平提出全面质疑。而1955年，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批判胡适反动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一文，文章开头一句便是：“胡适的学问是浅薄的，胡适治学问的方法是错误的”……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周一良和赵俪生纷纷撰文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意，但他们与那些见风使舵的所谓学者、专家不同，他们都是以治学严谨和气节高贵著称于世的，他们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很可能对胡适的学问和才华还是多少有些看法。
而历史学家唐德刚博士在其《胡适杂忆》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我们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容易走极端，说一个人好就好到完美无瑕，说一个人差就差到一无是处。我年轻时候听到的胡适那是站到神坛上的学者，学富五车，渊博如海。但随着各方面研究的深入，胡适似乎又被赶下神坛，随随便便一个什么人好像就比胡适学问大，就比胡适站得高、看得远。我个人认为，评价一个学术水平高低的话，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尽可以根据你的好恶评价。但如果你是专业人士，那你在评论一个人之前，要衡量你自己的水平同你评论的人的水平到底孰优孰劣？而且千万不能以你所长比人所短。以上我所列评价胡适的人物虽然都是大家，但似乎都失之偏颇……
如果胡适真像某些人所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话，或者才华不过尔尔的话，那么很多事情似乎不大好解释……
1938年9月，胡适即将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消息传到日本，朝野非常震惊，压力山大。日本主流媒体建议政府应该派三个人一同出任日本驻美大使，他们是文学专家鹤见祐辅、经济专家石井菊次郎、雄辩家松冈洋右，只有“三剑合一”方能与胡适的才华和能力相抗衡……
以往，中国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印象就是“东亚病夫”，甚至很多美国人还认为中国人梳着大辫子，裹着小脚呢。但胡适的儒雅风度和出众才华，迅速得到了美国朝野上下的认可。美国外交部的官员如此评价：“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Lord Bryce可以和胡适博士媲美。”
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财政部长摩根索等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摄于1941年）
胡适几乎是通过一个人的努力，让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整体印象。日本鬼子攻占武汉后，胡适第一时间拉到了美国给中国的第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蒋介石给胡适发来贺电说：“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而美国人对胡适更是推崇备至，许多大学都以授予胡适名誉博士学位为荣，仅在1942年，胡适就接受了10个这样的学位。
也是在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突然将兴趣转移至《水经注》研究，而且二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很多学者对此颇为不解甚至不屑，认为胡适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甚至生命。更有学者认为胡适在文史领域无力再有大的发现，就转移到《水经注》小考据上来了，事实真得如此吗？
据考证《水经》一书是三国时期的一本地理学著作，作者也没有署名，全书仅1万多字，内容简单至极，而且都是公式化记述：记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流程、在何地与其他江河湖泊交汇、入海口在何处等。
北魏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对《水经》一书进行了系统地注释，并极大地扩充了其内容。《水经注》全书共40卷，30万字，《水经》记载水道只有137条，而《水经注》则补充发展为1252条。回溯了从先秦至南北朝约两千多年来这些河道的变迁。用历史地理学家候仁之的话说：“郦道元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说：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该书对水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风景名胜、历史掌故、风俗习惯、神话故事等都有详细记述。该书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是我国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郦道元是范阳人，即今河北涿州人。涿州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时只知道那里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但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只是历史老师的一句带过，籍贯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想起来又很蹊跷，“桃园三结义”只是《三国演义》里的民间传说，在涿州城四处都可以见到其影子。但在当时郦道元的些许痕迹都无处可寻。但其实认真推敲起来，郦道元还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贡献最大的人之一。日本地理学家米仓二郎也称郦道元为“中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出身于官宦世家，《魏书》卷89说：“道元好学，历览奇书”，生下来就是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主。他多次被外派地方官，足迹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江苏、内蒙古等地。在那个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他利用公派的机会，顺道游览了很多常人无法到达的名胜。但跟绝大多数文人骚客不同，那些人与游览之后只会写些无关痛痒、吟风弄月的诗文，而郦道元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河流、山川地势，追本溯源，考察城邑的兴衰，河道的变迁和山川名称的更易，动植物及各种自然资源分布的情况。他搜集各地大量文献资料，认真研读。写作《水经注》一书引书就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耗尽心血……
而且郦道元的《水经注》每一篇都写得匠心独运，文采飞扬，极具文学和艺术价值，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历代大诗人、大文豪都吸收了《水经注》的艺术滋养，难怪胡适对此书迷得不行不行的……
《水经注》写成以后不久，郦道元就遇害了。《水经注》完书于1400多年前，那时候雕板印刷还未出现，因此，《水经注》还是手抄本。抄来抄去，抄到宋代就抄丢了5卷。宋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不断的传抄翻刻，全书错漏之处比比皆是，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历来研究《水经注》的学问被称“郦学”。明清两代官场险恶、政治黑暗，一些学者或出于喜爱，或出于躲避政治迫害，纷纷投身于《水经注》研究，成果颇丰。而胡适秉承了明清学者的遗风，二十年如一日对《水经注》的研究孜孜不倦：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大论和无数考证文字……
而胡适在《水经注》研究上最大贡献是推翻了所谓“《水经注》案，即：清代学者戴震（字东原）剽窃赵一清研究成果一案。戴震校勘《水经注》，删去妄增之字一千多个，改正错讹三千多处，补葺阙佚两千多处……胡适为“破”此案，下足了功夫，找出了上千条证据，有理有据地证明戴震的“冤枉”……
而胡适之所以这么不遗余力地为戴震“平反昭雪”，这么几乎全力以赴地从事《水经注》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胡适一直主张学以致用，而《水经注》虽然历经千余年，但依旧是研究古代水道变迁，湖泊湮废、地下水开发、海岸变迁、城市规划、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诸多课题的重要文献，极具现实意义，而且该书还是文学创作的典范，因此，胡适成为一个郦学的铁杆粉丝就不足为奇了。其二因为戴震与胡适同是安徽人，胡适极重乡情，对同乡都会想方设法地袒护。其三是胡适对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的做学问方法非常服膺。胡适还出版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对戴震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最成熟的著作。
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胡适自我定位是：“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
1918年，胡适在北大任教授仅一年，就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北大校长蔡元培为该书作序，并给予该书高度评价。这篇被称为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序言”是这样写得：“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记载……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就更少了。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元培盛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四个特长，即：“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在序言的最后，蔡元培还提出殷殷希望：“我只盼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个头绪来，给我们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冯友兰也多次表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就洛阳纸贵。而该书刚运到四川时，居然“购者争先,瞬息而磬”。至1930年，一年左右的光景，该书累计再版15次。当时的中国文人学者几乎人手一册，经常是言必称《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还是第一个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先秦诸子哲学的学者。《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分为十二篇，阐述了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较为清晰客观地梳理了老子、孔子、孔门弟子、墨子、杨朱、别墨、庄子、荀子以前的儒家、荀子等诸子百家的哲学理念和体系。并在该书最后章节点出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胡适对诸子百家一视同仁，破除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比如，胡适在《大纲》一书中就这样写道：“《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明的是赵穿弑君，却说是赵盾弑君。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这都是个人的私见，不是历史的实事……《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胡适还不止一次地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
在诸子百家中，胡适是最心仪墨子的，所以对墨子的研究也最为透彻：“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他处处把人生行为上的应用，作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节葬、非命，都不过是几种特别的应用。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不过是少数人，其余的人都只是眼前小利，都只‘明小物而不明大物。’所以，他主张一种‘贤人政治’。要使人‘上同而下不比’……”
胡适对庄子也有其独到的看法：“我曾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庄子的哲学道：誓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了，我刚才在那埃菲尔铁塔上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吧……
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都看破了，说泰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的，但他不幸把进化看成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还特别注意和现实勾连。“又如中国妇女缠足，从前以为是‘美’，故父母狠起心肠来替女儿缠足，女儿忍着痛苦要有这种‘美’的小脚。现今的人说小脚是‘野蛮’的，缠足是‘残忍非人道’的，于是缠足的都要放了，没有缠的也不再缠了。这都是因为‘美’的名可以引起人的羡慕心，‘野蛮’‘残忍’的名可引起人的厌恶心……正名的宗旨只是要‘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只是要善名发生羡慕爱做的态度，恶名发生厌恶不肯做的事情……
在该书的最后部分，胡适总结出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断绝的四种真正的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士派的迷信。真是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呀……为什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而无中下卷，或许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到先秦时已经中道断绝了，再没有往下研究的必要了……
胡适对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12部古典小说都有深入研究，并出版过《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而在所有的古典名著，胡适在《红楼梦》上下的功夫最多。胡适的《红楼梦》研究运用科学考证的方法，独辟蹊径，卓然而成为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研究《红楼梦》非常重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并从曹雪芹、曹雪芹的家世以及《红楼梦》所留存的各种版本进行深入考证。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其祖父曹寅的身世。胡适考证出《红楼梦》成书时间大概在乾隆初年（1735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著，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著。
胡适对红学研究颇下了一番苦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贯》、《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石头记>一材料》，另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在胡适之前，红学研究主要分成以蔡元培、王梦阮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以张新之、姚燮等人为代表的评点派，而胡适以一己之力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红学研究真正纳入到了科学研究范畴……
“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时，发现了神会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历史地位。1926年8月，胡适奉民国政府之命远赴英伦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此行收获颇丰，在伦敦胡适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一书，在巴黎，胡适，发现了《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两本书，为其深入研究神会提供了最珍贵的史料。通过研究，胡适得出结论，中国的禅宗史需要全部改写，因为不写神会，就无法写好禅宗史。胡适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而所谓“五祖弘忍传法衣给慧能”的故事其实是慧能的弟子神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供养所编造出来的神话。通过研究，胡适肯定了北宗神秀的“渐悟”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
1920年3月，他所写的白话诗集出版，即《尝试集》，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也是第一部白话诗集。但客观地讲，胡适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都不是很高，如果仅从文学创作水平评价胡适的话，我们仅能说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但开风气不为师”，或许就是对胡适才华和学术水平最客观的评价。
而胡适如果真像某些学者认为那样学问不过了了的话，你翻阅他的年表似乎都解释不通……
1917年8月，胡适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出生于1891年12月，如果按照公历的算法，胡适年仅25岁。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25岁那才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孩子，生活才刚刚开始。而胡适已经是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了。而在次年三月，胡适就被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1919年，因为北大教务长马寅初患眼疾，胡适担任北大代理教务长一职。1922年，胡适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1928年，胡适出任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1930年，胡适被聘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编译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前夕。1938年至1942年，胡适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3年，胡适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适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
胡适在中国最高学府里，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就担任了教授。后来又担任该校的英文系主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直至最后担任北大校长，如果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话，没等担任这些重要职务，恐怕早就被心高气傲的北大师生赶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