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载，晋文公说：“导我以仁义”。用德惠来防范我的过失，受上赏。以善行辅佐我，终于使我得以成就功业，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复次赏。至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故且及子。”这说明，晋文公心里的行赏账算得很明白，其标准，是功劳大小而非关系亲疏。壶叔的功劳，属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不能和“三赏”相提并论。

晋文公赏得分明，壶叔便“愧服”。其愧当在于操之过急又有非分之想，其服在于行赏标准的清晰分明。更妙的是，壶叔因此当了“反面教员”，因为这样的故事常常是不胫而走的，如史载“晋人闻之，皆说（悦）”。

从某种意义上说，雄主是欢迎这样的“反面教员”跳出来自己露丑的，因为他们往往给雄主提供了一个立标准、得人心的机会。而庸主则往往会因奈何不了情面，而给身边人开了徇私的口子，结果当然只会是私门一开、人心渐失了。

李世民不遗私恩

历史上，这样的反面教员，还有唐朝的淮安王李神通。

此公来头不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叔父，同时也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如此，他和李世民的私交也非同一般。据《资治通鉴》载，当时，太子李建成曾在某个晚上召李世民前来，却在酒里下毒想杀了李世民，在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时，是李神通扶他回府的。

因此，在李世民即位封赏功臣之时，李神通见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定得比自己大，便心中大为不服，跳出来说自己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只不过“专弄刀笔”，功劳怎么比自己还高呢？估计李神通内心里的“小九九”是：于公于私于亲，自己的功劳都应该是至高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