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半岛语言小称构成形式

汉语小称有诸多形式，上古时代亲属称呼、指小的词多用上声，可能即有一定的小称意味，不少粤语则采取变调方式表示小称。如广州话“女”读本调就是正常的意思，但是变成高升调则专门指”女儿“。有的方言则会使用“子”、“头”、“囝”作为小称词缀。相较于很多小称局限于少数方言，儿尾是汉语中应用最广泛的小称形式之一，并不仅仅只有北京话才使用。

必须说明的是，方言中“儿化“怎么读，和这种方言里面“儿”怎么读息息相关，很多方言“儿化“现象并不以类似北京话的-r形式出现，因此这些方言中的儿化常常为人所忽视。

很多吴语“儿”仍然保留了“儿“在中古汉语中的鼻音声母，上海话的“儿“就和”泥“同音。吴语中的儿化也以加-n为主。

上海话“虾”单用时有读hoe的，和多数吴语读ho不同，即可能是历史上-n儿化造成的变音，实际上是“虾儿“，浙江余杭一些方言尚把“虾”称为“虾儿ho n”。“小囡（儿）”、“小娘儿”之类的词在北部吴语中也广为使用。

这些北部吴语中的儿化可能会让人疑心是否与北方官话影响有关。可事实上，吴语区只有杭州因为靖康南渡等事件，儿化确实受到官话影响，不但儿化发达，而且读音是类似官话的-l，如筷子说“筷儿”，绳子说“索儿”，一种面食叫“片儿川”。除杭州之外，整个吴语区大体而言越是靠南，儿化现象越多越发达，显然和官话影响沾不上边。

这种短细条面食在很多地方称作鱼鱼儿

吴语区最南部的温州，儿化现象就尤其显著。

温州话“儿”读ng，温州话中能儿化的词非常丰富，“羊”说“羊儿”（yi ng）,“插销”说“销儿”（shiae ng）。甚至“儿”自己也能被儿化，“儿儿”合音发生变调，从阳平声变成入声，这种入声的“儿”相当于双重小称，如“羊儿”的“儿”如果读入声表示小羊羔。语音上说，温州话的儿化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韵母，就如北京话一样，如“笑话儿”（shiae gho ng）就往往读作“笑红”（shiae ghong）表示米饼的“馃儿”则已经完全读成kong了。

南方普遍将米制食品称作馃

吴语这种鼻音尾儿化可能代表了汉语儿化的一种早期形式。在中国诸多方言中，儿化现象的分布极其广泛，不同方言的儿化也会有不同的方式。

儿化最主要的阵地还是官话区。自宋元以来，官话中“儿”的读音从鼻音的nyi逐步演变为ri，再变成普通话的er，在一些官话方言中，er又失去卷舌，进一步演变为e之类的音。不同的官话方言，由于“儿”的读音处于不同的演变阶段，也就有了不同的儿化现象。

比起根本不儿化的官话如西宁话，北京话的儿化自然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北京话的儿化在整个官话中甚至算不得有多突出，论儿化词分布的广度和频率，成都话的儿化就和北京话难分伯仲，甚至可能更胜一筹。一些胶东和辽东的方言，如烟台话和长海话，有“掉儿井儿去了”、“宰儿头猪”之类北京话中儿化不具备的语法功能。更有不少方言，儿化音融合的程度比北京话要深得多。

北京话儿化后韵母有所合并，如an ai a儿化后都是ar，但是在成都话中，这种合并体现得更加厉害，“老板儿”和“老本儿”同音，说明“儿化”发展的程度更甚于北京话。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昆明话，昆明话“儿”读e，昆明话儿化后原有的韵母几乎都被e代替，只有三个儿化韵母e ie ue。相比北京话，昆明话在儿化车道上显然走得更快更远。

就连广州话也不是全然找不到儿化痕迹，“朵”读doe也可能是“朵儿”合音所致，儿化现象实在太容易自然产生，很难相信这么多方言、这么多种类的儿化都是因为在清朝受到满人影响所致。

最早的儿化

这些还尚且不是儿化跟满语影响无关最有力的证据

中国最早明确反映出儿化音存在的记录是成书于康熙十三年（1674）的《拙庵韵悟》，作者是来自河北易县的赵绍箕。

赵绍箕该书中将“乌儿”、“蛙儿”、“依儿”、“丫儿”、“迂儿”等列为单独的韵母，并在另一张类似的表中给这些儿化韵母都注上“俗”的脚注表示其为俗音，体现他所要反映的方言已经有了明确的儿化音。

1674年虽然已是清朝，但是一个人的语音是在幼年时期养成的，赵绍箕此书表明，明末清初时儿化韵已然存在。若说满人入关仅仅一代人不到的工夫，就能让满语影响到汉语产生儿化韵，难度颇大。

假设仍要认为1674年的资料仍然可能受满语影响，晚明的某些民谣押韵也显示当时儿化韵早就存在了。

生活于1550-1627年的河北高邑人赵南星曾经在《芳茹园乐府》中收录民歌《折桂令后带急三枪》，中间有如下歌词：“咱们咱们胡海混。就地儿圆着圈，咱们流杯，咱们吃个流杯会，咱们撒会村。笑特特喜坏了咱们，咱们咱们打个滚。”

巧合的是，赵南星和《绣春刀》故事背景息息相关

这首民歌韵脚为“混、圈、杯、会、村、们、滚”，如果不儿化，那是绝无押韵可能的。

综上所述，《绣春刀二》里诸位晚明人物操着一口京片子，就算不见得能完全反映历史真实，在所有古代背景的影视作品中，复原度已经是相当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