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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最霸气的一首词 竟写于苏轼最“落魄”的时候

2020-08-05 17:02:38

苏轼

苏轼

苏轼最霸气的一首词

苏轼最霸气的一首词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的词,突出表现出超旷高远的襟怀,自我的胸襟和抱负,苏轼以自我之口吻,抒自我之情,在词中充分表现了自己的个性。苏轼的词记录了他的感情经历和心理历程,其词与其诗一样,呈现出士大夫的气质性格。比如,他的这首词,是苏轼最豪放的一首词,仅开头两句,便惊艳了世人!

这首词创作背景很不一般。苏轼的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在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写下的。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在这一年,宋朝爆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发生以前,没有人会想过苏轼有一天会沦为“鸡犬”,连苏轼自己也没有想到,毕竟,他是文坛领袖,朝中大臣,深得皇帝赏识,连王安石王大人都没办法将他怎样。

可是,也正是过于的自信,令苏轼忘记了,政治斗争向来是残酷无情的。苏轼是一位“浪漫主义和务实主义相结合”的政客,这让他魅力四射,但也让他格格不入。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让他主持变法改革,就这样,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客观地讲,当时的北宋弊病丛生,确实需要变法,但是苏轼却一直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派激进的变法十分不满。苏轼常常在新法实行的时候形诸吟咏,借诗词文章对变法中的弊病进行讽刺,对一部分新派人士进行讥讽。

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雷厉风行,他为了确保变法进行,打压排挤过不少反对派官员。苏轼作诗词讥讽新法,新派中早已有不少人对他不满,想要找他的麻烦。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他看到苏轼的诗稿以后,认为其涉嫌诽谤朝政,于是上呈神宗。

不过,这时主持变法的是王安石,尽管宋神宗对他非常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宗就对他不设防了。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神宗很在意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平衡,他不会让保守派阻碍到新法的实施,但他同时也不会让朝中失去制衡新派的力量。因此,沈括的弹劾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重视。

神宗对于沈括弹劾的忽视令苏轼更加自信,他坚信神宗会秉持正义,也认为自己应当替百姓说话,抨击新法中的弊端。所以,苏轼继续或明或暗的讥讽新政。可是苏轼不知道的是,随着神宗将王安石罢免,变法主持者已经变为神宗本人,苏轼继续抨击新法,早已经令朝中暗流涌动,只是,单纯的苏轼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诗案爆发,举国震动

元丰二年(1079年),外调多年的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这不过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调任,苏轼也按照惯例,向皇帝进了《湖州谢上表》,但他却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还差点让他丧了命。

这年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李定等人认为,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写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在攻击朝政,抨击新法,讥讽皇帝。这次御史台的弹劾没有再石沉大海,神宗震怒,下令御史台抓捕苏轼。驸马都都尉王诜与苏轼情谊深厚,他得知消息以后,立刻告知苏辙,让他转告苏轼。苏轼得知自己要被抓以后,仓皇无措,他连忙告假,回到家中。可是,前来押解苏轼的皇甫僎态度却十分强硬,没有给苏轼任何面子,直接将他押解回京。

《孔氏谈苑》里记载了当时的场景:“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曾经的文坛领袖,如今却沦为“犬鸡”,这令人们无法接受,可是,苏轼的苦难却刚刚开始。在御史台的监狱当中,苏轼被连番审讯,审讯人员将他“有问题”的诗文全部列举出来,问他其中是否蕴含讥讽的内容和含义。更加阴狠的是,这些诗文大多都与苏轼的好友王诜,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人有关系。

这样一看,御史台的目的昭然若揭,他们是想借这个机会,将旧派的势力一网打尽,至少也要杀一杀司马光等人的锐气,至于苏轼,他们则想将他置于死地。

可是,御史台的证据却少得可怜,他们的所谓“供状”,大多都是构陷,且十分牵强附会,比如监察御史行舒亶根据《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仔细一看,就可以发现御史台的弹劾很多都是捕风捉影,解释也十分牵强附会,但是这又如何,当他们想要说苏轼的诗文是在讥讽朝政的时候,关在监牢里的苏轼,又能如何辩解呢?更何况,神宗对苏轼,真的起了杀心。

然而,苏轼并非孤立无援,乌台诗案可谓举国震动,不少人都出面营救苏轼。当神宗依旧犹豫不决时,宰相吴充对他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曹太后也替苏轼说话:“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就连已经退居金陵,曾为苏轼政敌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宋史》)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由于苏轼很得民心,他下狱受审以后,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也天天为他焚香念佛,祈祷平安。

众人的营救,加上北宋厚待士大夫的传统,最终令苏轼捡回来一条命,他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结束。不过,这场诗案牵连甚广,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被发配西南;苏辙由于家庭连带关系,遭受降职处分;司马光等苏轼好友也受到处罚。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场诗案,令他明白官场的残酷,也让他倍加珍惜自己的一切。苏轼的写作风格在乌台诗案以后有了巨大的转变,这也让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进一步。可能,苏轼苏东坡,本就不适合尔虞我诈的官场,写诗作词,为民修堤,才是他的归属。

这首词的主题时苏轼在他遭受到政治上的挫败以后,在黄州,俯揽江山美景,缅怀千古英雄人物,反思自己的一生,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心境。

苏轼在追求现实处境的超越的同时,有对残酷官僚暗斗的鄙弃,有对仕途生涯的厌倦,有有摆脱名利枷锁的强烈愿望,有对忧患心情的自我消解,对心灵创伤的抚慰,对精神解脱的向往,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总的来说,苏轼的词以表现抒发士大夫的情志的创作心里,风格上打破了专门以婉丽柔媚为美的局限,转变为具有多样性的审美风格。气象宏大,风格豪放旷达、雄健清刚。

苏轼的豪放旷达风格,既是他个性的真切表现,也是他清醒的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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