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头条|40年前中国搭上全球化快车，40年后“中国方案”这样反哺全球化——

王辉耀|作者为全球化智库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全球化智库5月20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此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分几步走，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中国曾经是全球化的“鼻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彼得·弗兰科潘在其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指出：“我们通常把全球化看作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两千年前，全球化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他所指的那场两千年前的全球化，正是源自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自明清以后，中国因相对保守而错过了世界经济的新浪潮，未能主动参与全球化，也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败下阵来。改革开放是新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参与全球化，以开放的姿态重回世界经济之林的重大转折。

改革开放搭上全球化快车

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迎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40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扎扎实实推进经济建设，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不言自明。

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为97.5亿美元，2015年则达2.27万亿美元，为前者的近233倍。另据世界银行统计，仅1992年到2016年的25年间，中国名义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6%，扩大了9倍多，2016年达到11.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居世界第一位。

▲资料图片：2017年5月，肯尼亚女火车司机在首都内罗毕跟随中国老师熟悉操作流程。她们将驾驶由中国公司承建的蒙内铁路上的列车。经历改革开放40年，富强的中国正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孙瑞博摄）

中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除了国家在关键时期推动改革开放的远见和魄力之外，也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1978年起步的改革开放，恰恰接上了全球化历史上最蓬勃发展的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段。

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可谓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准确地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联系起来，让中国搭上世界经济景气的快车，也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姿态，不断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动能。

中美合作有利世界稳定

改革开放是中国这40年来最重要的国策之一，而中美建交则堪称40年来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国际关系事件。巧合的是，中美建交也将迎来40周年。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9年初访问美国，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打开新局面，也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开放的诚意。虽然中美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但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始终存在庞大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从经贸领域起步，在长期的接触与合作中，双方几代领导人通过求同存异，推动双边关系稳步向前，并在不断深化的双边贸易关系中构筑了坚实的相互依赖，也共同促进了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繁荣。

▲2018年5月1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举办“中美关系40年”研讨会，崔天凯大使应邀出席。

2007年，为强调中美经济关系的紧密性，标志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教授尼亚尔·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莫里茨·舒拉里克共同创造了“中美国”一词，引起很大反响。

在北京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一次会议上，长期担任美国总统智囊的著名地缘政治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强调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他还表示：“美中之间的关系必须真正是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在中美关系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主张美中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

▲布热津斯基（维基百科）

的确，中美之间的合作曾给中美两国人民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过去，在中美关系平稳前行的局面下，中国积极参与美国在战后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并与世界各国携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逐渐发挥作用。其中，作为“五常”之一，中国积极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新力量，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也随着国力的增强而与日俱增。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重要国际组织的广泛合作，不仅助推全球化，也通过引进各种新机制、新制度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开放。

其中，入世是中国接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里程碑。自加入WTO以来，中国不仅大幅降低关税、削减贸易壁垒、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还在不同领域逐渐减少限制措施，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中国积极按照入世承诺，履行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的义务，充分展示了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守信形象。

这些努力也使中国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局面，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入世后更注重学习运用国际市场规则，商业环境更加开放，企业竞争意识进一步加强，市场意识、法治精神和知识产权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此外，入世使得中国由单向型的招商引资转变为双向型的对外开放，在“引进来”卓有成效之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更加坚定。

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中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中国与世行30年来的合作成果，高度赞赏世行为全球减贫与发展所作的努力，并表示中国愿继续支持世行发挥作用，为世界发展进步与繁荣作出新贡献。据悉，在长达30年的合作中，中国获得世行贷款和投资承诺超过500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持了500多个项目的建设，覆盖中国几乎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可以说，在刚刚过去的上一个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稳住中美关系这一最重要的国际关系，顺利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及全球治理体系中。一方面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大翻身，另一方面也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和美国一起巩固了第一代全球治理体系，扮演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稳定剂。

全球治理体系升级换代

在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全球化和中美关系的背景和内涵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曾经作为多边主义旗手及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者的美国，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之下，出现重大政策变化，而这一战略转向对全球化和中美关系都造成了明显的冲击。

与过去几届美国政府相比，反建制的特朗普转向单边主义，不仅对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兴致平平，还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接连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挑起贸易争端，伤及世界贸易体系，助长“逆全球化”浪潮。

美国近年来对中国也出现了明显的态度改变及政策调整，中美关系进入调整期，面临一定的挑战。近期牵动全球市场一波三折的中美贸易争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

这种全球性变局使得关于中美潜在冲突和全球治理体系崩坏的担忧成为热门话题，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警示中美滑入战争的危险，“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教授则认为“金德尔伯格陷阱”更值得注意，怀疑中国是否能够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治理空白。

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全球性挑战，不仅事关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前景，也牵动着世界经济及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

美国白宫资深智囊、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其著作《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中主张建立一个更新的全球操作系统——世界秩序2.0。他认为，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下降，“霸权”“主导”“超级大国”等词语日渐式微，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全球性挑战。因此，哈斯希望各国能够共同协作来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

的确，全球化发展至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全球性挑战，而哈斯所提出的“世界秩序2.0”已经初见端倪：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二十国集团（G20），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机制等等，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根基的全球治理体系1.0正在出现朝全球治理体系2.0的升级换代趋势。

在这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升级中，中国应该也能够进一步扮演好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的角色。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即指出，中国没有动机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而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以及维护全球治理机制的意愿与能力明显弱化的同时，过去欧美领导角色的真空将很有可能由以中国为首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填补。在朱教授看来，中国和大型新兴市场国家也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扛起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角色，也正在为新一轮全球化注入动力。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也不断向世界表明对外开放、维护全球化的决心。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说：“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以“中国方案”反哺全球化

为了更好地延续改革开放的积极局面，并在全球治理体系的维护和革新中发挥作用，中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困难局面下，对现有这套国际多边机制的尊重和维护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之义。中国应该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在经济层面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以及世界银行、IMF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40年来，中国本身就是既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现在，中国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反哺全球化和世界。

其次，对于全球治理体系2.0时代出现的新机制，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可以推动TPP和RCEP的整合，促成涵盖范围更广、经济体量更大的亚太自贸区（FTAAP）的形成。目前，由日、加、澳等国牵头的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已经完成签约，美国重回TPP的呼声也此起彼伏。TPP和RCEP，两个区域自贸安排既存在竞争，又具有一定互补性，而两边的谈判都在近年加速，使得二者存在相互融合的潜力。若能整合TPP和RCEP，建成完整、统一的FTAAP，将通过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合作升级，为亚太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也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复兴与深化。

再者，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循序渐进的全球化路线。具体来说，中国第一步可以发挥全球华人华侨的力量，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结合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圈”和重获新机的“亚洲价值观”，中国可积极推动“亚洲共同体”建设，进一步深化现有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基础，让亚洲各国的合作迈向新台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亚洲共同体”逐步成熟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获得了扎实的地基和可观的动能。

此外，包括“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应该强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开放姿态。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新倡议、新机制的同时，始终摆出与美国等大国，以及与全球分享、分担、共治的姿态，谨防落入新的话语陷阱，在国际上造成新的误解。

一方面，中国应该开发更多可与美国优势互补而非对抗的部分，开发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对话与合作的新机制，这也符合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强调对全球治理责任的“分担”“担当”以及与世界各国“共治”的概念，将这些概念精神融入已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中，并基于这些概念，发起建立一些助力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

结合以上几点，对现有体系的维护能够避免西方对中国有意颠覆世界秩序的猜忌，扩大与美国的合作，也有利于打消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疑虑，共同突破“修昔底德陷阱”。而助力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和升级，正是中国通过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有力回应。

目前，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在种种挑战的背后，清晰认识到当前国际环境背后的又一次历史机遇，谋求自身发展战略与全球治理2.0升级的蓝图和谐统一，走好下一个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