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中国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在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上海市委原副主委高美琴看来，目前普遍存在的儿童看护服务的缺失，将会导致生育意愿改变及生育率下降，她通过提案建议，将早期育儿服务纳入公共社会服务，要求社区免费开放已有早教资源，向提供普惠性早期育儿服务的机构提供优惠政策。

早期育儿服务应纳入公共社会服务

“虽然已经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但从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还需要整个外部环境的配套准备。”高美琴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从中国早期育儿服务社会化来看，目前还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高美琴表示，目前，中国早期育儿服务市场还处于监管真空。上海市妇女儿童委员会2015年公布《上海市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需求、指导服务及监管状况研究》调查：90.1%的家长明确希望“加强私立早教机构的监管”，同时有88.1%的家长提出应加强相关的“审批管理”。同时，早期育儿服务也没有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占全部教育系统总入学人数的9%，但2010年之前，政府对学前教育几乎没有什么投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后，儿童早期发展的公共支出占公共教育预算总支出的比例有所提高，到2012年为3.23%，但这一比例仍然过低。

高美琴建议，将早期育儿服务纳入公共社会服务，全面规范和管理早期育儿服务机构。她表示，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从国家层面推进和提供0—3岁早教服务，如美国的“早期开端计划”、英国的“确保开端计划”、新西兰的“普鲁凯特计划”等。因此，建议政府建立单独的、责任明晰的主管部门，对早期儿童服务进行全盘监管与督导。

早教服务纳入文明社区考核指标

高美琴表示，研究表明，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家庭对家庭外的照料协助越来越强烈。特别是31—36个月婴幼儿的家庭中，有近35%的家庭希望得到儿童照料服务。2014年的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调查发现，0—3岁婴幼儿家庭对于早教服务中心的需求有：离家近、开放式、互动性强、日常带养时可参与等。但在上海，其社区附近“有托幼机构”的只有54.2%，“有早教服务机构或指导中心”的只有41.6%。由于公办早教机构容纳度与服务能力有限、民办早教机构费用昂贵等原因，不少家庭附近虽有早教机构，却没有享受早教服务。

高美琴建议，国家应当支持地方政府结合自身条件，制定早教服务机构优惠性政策，如优惠性租用社区公共服务场所开展早期育儿服务，或者对提供普惠性早期育儿服务的机构给予税收的减免，或由政府提供先期的运作经费扶持开展普惠性早教服务，到后期成熟后自行运作等。

她认为，为了平衡女性就业与儿童照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可以依托社区建立并普及收费较低，且能够覆盖0—3岁儿童的早期发展支持机构，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具有可及性的、综合性的服务，包括临时照管服务、儿童早期开发服务等。高美琴提出，将早教服务列为社区服务内容，给予人力、物力支持；将早教服务纳入文明社区创建的考核指标，以促使早教服务落到实处；要求社区免费开放已有早教资源，扩大受惠面。

可允许父母一方为育儿“停薪留职”

高美琴认为，对于目前的高育儿成本，国家应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家庭养育成本部分外部化、社会化。同时，从女性职业、产假、医疗等方面，都需要相应的社会公共政策来推动，降低养育成本。她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着手前瞻性政策的制定，创造一个有利于生育与养育儿童的环境。比如增加生育津贴、减少缴纳个人所得税，将义务教育扩大至幼儿教育；完善医保体系，减少个人自费比例。“如果条件成熟，本人也愿意，男女双方有一方可以选择阶段性休假，就像以前‘停薪留职’，单位不能因此辞退员工。”高美琴表示。

高美琴还提出，政府应当拿出一些经费，来出台和支持亲职福利和配套服务的政策，从而减轻家庭育儿压力，促进早教事业发展。因为0—3岁儿童早期发展公共服务不仅是一种针对儿童个体的教育服务，也包含针对父母和家庭的一系列社会服务。针对当前家庭的迫切需求，政府应设法针对亲职履行、家庭教育等提供信息咨询、讲座等服务，帮助家长提升自身的养育能力，建立家庭之间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而实现儿童与父母以及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良好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