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谁都没有猜到的理查德·泰勒拿下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不可能存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必然会受到各种“非理性”的影响。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授予卡尼曼教授，也在于他解释了人们在理论上看上去是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如何的非理性，加上2013年获奖的席勒同样因为“非理性繁荣”而闻名，这些获奖者不谋而合聚焦“非理性”，似乎也验证了经济学诺奖对此的偏爱。
“黑马”泰勒
2017年诺贝尔奖最后悬念揭晓，呼声最高的热门人选统统落榜，获奖黑马是来自美国经济学奖、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理查德·泰勒。
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泰勒的研究有这样一番描述：理查德·泰勒将心理上的现实假设纳入到经济决策分析中。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他展示了这些人格特质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市场成果。
泰勒认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不可能存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必然会受到各种“非理性”的影响。很多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看来是“错误”的行为经常被忽视，但往往正是这些行为导致了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决策最终失效乃至酿成恶果。
你会不会冒着大风雪去看球赛？按照传统经济学原理，看球赛的乐趣与大风雪的危险二者相比，理性的人都应该待在家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早已买了票，很多人都愿意冒着风雪去看球赛。这种与传统经济学原理相悖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相当普遍。
普通消费者都知道及时止损的重要性，但大部分股民都会犹豫不决、一拖再拖，甚至宁愿在“低位”追加投资以求摊平成本，以至于深套其中无力解脱。行为经济学提醒人们要学会忽略“沉没成本”，即那些花出去的钱，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需要设立一个心理账户，一旦发现了一个行为问题，就可以采取另一种行为作为解决办法。
以上现象还反映了非理性的“损失厌恶”心理。商家利用消费者心理推出各种年卡，消费者起初总以为年卡更加经济实惠，但很多人最后发现自己已被“绑架”消费，所以我们在选择年卡时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考虑是否真的符合需求。
格林斯潘的反思
作为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之父”，理查德·泰勒被问及：你会怎么花费9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72岁的泰勒开起了玩笑：“我会尽最大努力，用非理性的方式把这些钱花光。”
这位宣称要“乱花钱”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一辈子都是“理性消费”的呼吁者和推动者。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以及经济学界掀起了“理性”的深入讨论。放松管制是否导致了金融风险爆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危机后两次授予“非理性”相关的学者颇具玩味。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动荡的世界》一书中，曾坦言自己过去迷信经济学教条，转而接受了行为经济学的观点，承认人性倾向使得风险、不确定性更为复杂化，指出市场自身存在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番转变之后，美国以及欧洲不少国家开始将行为经济学更为完整地引入公共政策，以优化此前主要由传统经济学影响而存在较明显偏差的政策。
新时代“这次不一样”的乐观主义经济思想，以及新时代理论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股票市场繁荣与泡沫，泰勒试图用“非理性繁荣”揭开一个被忽视的领域。以一种更加清晰和彻底的方式，展示了那些可能动摇经济运行和严重影响人们生活的市场泡沫的产生和破灭。
博弈理性与非理性
泰勒一直走在现代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前列。2015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学会主席，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一种肯定，也说明行为经济学的公众影响力日趋扩大。
理查德·泰勒进入经济学界之时，恰好是行为经济学起步发轫的阶段。当时，主流经济学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公共政策以及国际政策，某种意义上，已经垄断了学界影响政策的主要通道。
但在上世纪70年代时，很多学者也已经意识到，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存在缺陷，人的选择很难做到最优化，会受到重重偏见的影响；但根据经济学理论设计的行为模型，却成为公共政策、金融、贸易等多领域的决策前提，这引发了大量的问题。理查德·泰勒从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发现了生活中处处可见的所谓非理性行为，探索出了禀赋效应。
理查德·泰勒所著的《“错误”的行为》书中在谈到行为经济学一个重要论点“注重公平”时，就打车软件优步在高峰期设置的动态加价的公平性进行了分析。有关公平，行为经济学还涌现出最后通牒实验、独裁者博弈、禀赋效应实验等著名实验，深化了人们对于人的认知行为特点的理解。
行为经济学家致力于自我控制问题的研究，同时认为，人类仍然需要帮助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和更好的决策。理查德·泰勒曾和卡斯·桑斯坦合著过《助推》，此书在《“错误”的行为》最后几章中被重点提及。
泰勒和桑斯坦主张自由家长制的做法，即允许国家和其他机构“推动”人们做决策。其中两点很重要：一是决策的科学性；第二点更重要，即选择的自由。要保证这两点确实很难。传统经济学把人等同于理性人，这只是一个理想目标，不过是希望每个人都能以较少的代价去无限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