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2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出席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创新大会，就互联网与智慧城市创新作主旨演讲，以下为根据录音整理的发言稿：

一、什么是智慧城市？　　到底什么是智慧城市呢？对此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十几年前在研究新型城镇化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引用过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的一句话，“影响二十一世纪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二是美国的高科技。”这意味着美国高科技和中国城镇化的结合，城市可能就会智慧化。　　当然，现在来看，已经时过境迁，中国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7.93亿，城镇化正经历着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高速增长，而且中国的互联网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前几天，波士顿咨询公司携手阿里研究院、百度发展研究中心、滴滴政策研究院发布报告《中国互联网经济白皮书：解读中国互联网特色》，其中对比了中国互联网和美国互联网的发展现状，其中有两个数字令我惊讶，第一个数字是2016年中国的网民7.1亿，实际上到2017年6月30日，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已达7.51亿，这相当于美国和印度互联网用户的总和，也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两倍多，另外，我们还有近14亿的手机用户；第二个数字是中国互联网用户平均年龄是28岁，美国互联网用户平均年龄是42岁，这意味着在互联网的网民年龄结构、发展趋势和人口基础上，中国要远远超过美国。这也预示着中国在城市智慧化发展方面有更良好的基础。　　中国城镇人口到2030年会达到9亿，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么大规模的城镇人口，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近3倍，欧盟总人口的近2倍。到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城镇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也是互联网发展最快的和有着最庞大人口基础的国家。前些年研究新型城镇化的时候，我们把更多经历放在如何推进改革，包括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投融资管理制度改革等等，我们也更多的关心如何实现城镇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如何提高城镇资源利用效率、解决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等。我们知道改革是很难的，会触及很多利益主体。但是互联网和科技创新，却给城市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仅仅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同时也化解了我们原来改革中的痛点和难点所引发的难题，甚至对城镇化改革的进程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我要讲一个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当年研究中国税费体制改革的时候，提出要推进营业税改革。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的楼继伟在介绍这项改革时说过要让全国所有个体工商户，每户都要买一个税收机，方便营业税的征收。虽然这个税收机并不贵，但是没有多少个体工商户愿意买，因为他们私心还是想逃税漏税，所以更多愿意顾客用现金支付，因此这项改革虽然实施了，但是大多税务部门对个体工商户仍然采用估税的方式，税收流失的现象也很严重。这事如果放到现在已经几乎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支付方式发生了变革，微信和支付宝已经取代了现金交易，商户所有的消费记录都自动存档，因而税收一分也逃不掉、漏不了。可是为什么商户甚至个体摊贩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因为有了微信和支付宝，消费者不愿意再用现金去买东西、去付各种费用。正因为如，经营主体也必须迎合消费者的选择相应调整收费方式。我们过去很难推动的改革，在互联网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市场机制自动实现了当初的改革目标。　　另外再讲一个例子。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城市治理要有公共参与，那么公众怎么参与？在西方国家，公众用投票的方式参与城市治理。在中国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随手一部手机、一个网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依靠大众的智慧发现问题，用手机随手拍下问题现场，再通过移动端和网络传输，将问题现场照片迅速反馈到城市智慧中心，再快速传递给城市政府部门，最终快速高效解决城市中发生的一切问题。其实从网络舆论的反应到城市智慧中心的设立，我想在这个层面上政府的治理已经逐步智慧化了，而这种智慧将和城市居民的智慧相结合，共同参与城市的治理和服务。　　所谓智慧城市，我们不仅仅要利用现有的互联网、人工智能、VR等各种新技术，同时也要利用城市化发展大趋势来推进各项变革。2015年1月份我们曾经在日本召开智慧城市现场经验交流会，当时邀请了很多中国企业到现场参观，发现日本在智慧城市的系统化整合和智慧家庭建设方面有很好的经验。而今天，在沈阳举办的智慧城市博览会上，一些中国企业也开始智慧系统化整合的实践，从碎片化到系统整合，从关注政府到智慧家庭，我们不仅开始了转轨，而且逐步取得成功。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智慧的市场空间需要进一步挖掘。　　智慧城市给城市带来了很多我们过去无法想像的一些深刻变化。比如，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网络支付方式在中国已经全面普及，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共享经济给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共享单车，它是互联网带来的智慧创新，我们过去通过行政命令解决低碳问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很难得到明显的效果。这么多年我们不仅面临城市汽车拥堵，我们仍感觉到城市很不方便。可是共享单车的出现，网约车的应运而生，包括快递行业的出现，既解决了我们最后一公里的出行和各种方便问题，又以科技创新带动了城市的低碳革命。

二、启示：政府与市场　　这次革命给我最深刻的启示是什么呢？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过去我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一些发达国家，智慧城市常常引用城市政府的公共租赁自行车为案例。但是走在大街上，我看到这些共享自行车只能锁在定点桩位上，我觉得它的应用效果并不方便，因为它没有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一些城市在办理公共租赁自行车手续的时候，仍然要求居民提供身份证、甚至要求具有本市户籍等，还要有各种限制性因素。而今天由市场和企业提供的共享自行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既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方便问题，又不用担心自行车的丢失，而且也实现了所有城市人口的方便使用，没有身份界限。可见，市场会提供充足的资源，让城市在智慧领域中发挥巨大的变化，智慧城市和共享经济的结合也是科技创新革命带来的结果。　　我们应该进一步反思：这个过程中政府该承担什么角色呢？最近几年我经常参加一些智慧城市论坛和大数据论坛。我发现大家都普遍感觉到面对政府的需求较多，面对老百姓和城市居民的需求较少。很多企业热衷于参加政府招投标的智慧城市和大数据项目，去竞争政府有限的资源。而许多城市政府也纷纷号召建立各级大数据中心和智慧城市云中心。可是这些智慧城市的项目全部是由政府买单，仅仅从政府的角度提供服务，会不会提高政府效率和智慧城市研发的效率呢？我想效率的提高肯定是有限的。因为政府面临着部门协调的问题，面临着实现政府工作目标的问题，对于能否满足一系列社会需求的问题，政府由于功能所限或者是没有利益驱动，往往行动严重滞后。如果政府的利益机制驱动，仅仅是将智慧城市和大数据作为政绩工程来提倡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满足上级领导的参观和视察的时候，那么，一系列新的创新资源会被消耗甚至沉淀，许多投入的资源将会变成浪费。此外，还有很多企业也热衷于政府项目，致力于满足政府的政绩需求。我这里举两个例子，有家公司因为世博会中国馆的成功，热衷于为很多地方政府制作3D演示系统。我曾经去过这个公司考察，大量的3D制作，虽然看起来科技水平很高，但都是虚拟景观，看不上并不真实。也确实有些城市的领导喜欢这些新鲜的成果展示，花大钱投资购买了这些演示系统，不过这些演示系统现在肯定过时了，直接影响到这些公司的市场。因为政府花几千万，仅仅做给领导观看的3D展示产品，不会有市场基础，还会大大耗费政府财政。当然这个公司最近开始调整了战略，开始面向市场和社会需求。另一个公司是在北京做人工智能和VR的，公司人员介绍说他们已经给全国17个特色小镇做旅游参观导游演示计划，并且将此导游演示系统放在特色小镇里。试想，人到了特色小镇里能看见实景，还需要参观这种人工的导游演示系统吗？可见第二家公司犯了第一家公司曾经犯过的错误，削尖脑袋去竞争有限的政府资源，而且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政绩效应。前几年，有大量的公司都在竞争政府有限的大数据和智慧城市云中心资源，这种竞争极为激烈。　　可是现在政府也面临一系列改变。十八大以来，政府工作目标发生了变化，政绩观也不再满足于给上级领导参观，财政体制也正面临着更加严格的约束，财政能力也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压力。我们如果再把很多有发展潜力的创新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那么恐怕在竞争过程中我们会失去继续发展的大好机会。所以如何恰当地将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面向社会资源，使智慧城市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方便对城市居民的服务，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也是企业未来发展最好的出路。　　那么怎样运用社会资源？现在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和科技产品，到底是给政府提供的，还是给社会大众提供的？实践证明我们智能手机中绝大多数APP都是和市场建立联系的，都是方便每一个居民应用的。而政府项目由于改革减少了政府审批程序，影响到和政府建立联系的APP也必将大大压缩。所以面对社会、面对市场、面对公众服务、面对城市居民每天发生的事件，去实现我们的家庭智能、社区智慧以及城市智慧的创新，才很可能在市场中占有优势的竞争地位。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将面临很多新问题、新挑战。我们这些年研究城市问题的时候，经常发生城市政府管理观念的变化，这种观念变化更多缘于对上级领导的关注，因此在城市治理中更注重于视觉效果。所以，共享经济出现的同时就面临了一系列挑战。举例来说，当网约车出现在碎片化的智慧城市中时，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和原有出租车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第二个挑战就是和本市居民就业发生冲突。虽然网约车发展很迅速，但是一些城市却严格限制网约车司机的户籍身份，当然直接影响到网约车数量的供给。另外，共享单车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近我们看到有十多家城市已经叫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还有很多城市提出暂不引进共享单车，因为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影响到了城市视觉效果。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是既有利，又有弊的，而我认为“利大于弊”。当前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弊”，怎样解决政府的认知？究竟是把“担心脏乱差会影响城市形象”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满足城市居民的方便”放在第一位？我个人认为，如果把满足居民的生活方便放在第一位，其他问题可以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通过市场机制化解、通过政府PPP购买服务等办法逐步得到解决。但是一些政府官员的习惯性思维，往往因为可能出现的小“弊”选择排斥、限制和约束了新生事物的大“利”。其实只要将新事物交给市场，政府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解决问题。政府既可以给企业提出一些新要求，也可以通过PPP购买服务，还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参与创新来解决问题。这种创新一旦满足了社会需求，满足了每个老百姓的需求，跟上了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的变化步伐，就一定会推动新的技术革命，进而激发生活方式的变革。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如何增加城市政府对智慧城市、共享经济、互联网变革等新事物的包容性，在当前至关重要。　　我想，很多城市政府在参加智慧城市展览的时候，能不能转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我们展台上所宣传展示的内容是给领导看的，还是给老百姓、给社会大众看的，还是能创造更多市场机会？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智慧城市是好事物，代表着中国城市化的未来，但是我们要认真的分析智慧城市的目标是什么。总书记讲话提出了，要解决便民服务的问题，说明要方便社会、方便每个老百姓。如果我们把“便民服务”这个目标作为我们创新、研发、推进智慧城市的宗旨，我们就会尊重市场规律，智慧城市所带来的创新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谢谢大家。

（李铁、徐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