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价值780亿元的中国联通混改，激起了资本市场的强烈反响，掀起了一番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讨热潮，同时也留给了市场诸多疑问。
混改将会给联通带来怎样的改变？基础设施的国有控制和设施运营的市场化之间如何有效地结合？联通引入的投资者多数与通讯有关，互相业务交叉，股权关系复杂，混改之后会形成怎样的关联交易？联通混改启动后要面对怎样的公司治理难题？资本市场如何评价此次的混改？如何看待联通以及未来其他混改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问题？
9月13日下午，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联通混改闭门研讨会”在京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周绍朋，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延杰，银华基金董事长王珠林，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副总经理高见，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凌蔚，国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研究专员刘亚萍，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陈霞，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郭宏超，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新金融家联盟秘书长新望等参与了此次闭门研讨会，就联通混改启动之后的一系列话题展开了探讨和交流。
与会专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中国联通混改的力度和突破之处值得充分肯定，但一系列来自制度层面的缺憾依然有待弥补和完善。而国资的角色定位则始终是市场最为关注的话题。
开放市场还是开放产权？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表示，对于垄断行业的改革一直存在一个讨论，即市场和产权哪一个应该先开放？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先开放市场，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先开放产权。中国联通的案例证明，此次的混改选择了先开放产权。产权开放之后，民营资本借着这样一次混改，获得了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
“这次民营资本参与混改，我认为很重要的动机、或者利益驱动就是垄断资源，借此可以获取垄断资源的机会，”周放生介绍说。
周放生认为，联通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比例从 62.74%下调到36.67%，单一大股东从国有绝对控股改变为国有相对控股，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改变。原因在于，在过去的观念中，包括国资委在内，都认为垄断行业必须国有绝对控股，国资股权不可能降到50%以下，但这次不仅降到了50%以下，而且降到了3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