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不少以为中国文化是道德的而非科学的，甚至是直观的而非合理的。如是许多人亦以为我们虽拙于戡天科学，但长于“君子之道”云。并以此为中西文化之先天差异。其实这些话既不合理，亦不合于事实。

一切学问皆起于人间本位之理性思考。所谓科学非他，无非是利群目的、求真精神、理性态度、实验方法之结果。通观中西学术之变，我们可说在春秋时代，是全世界理智觉醒时期。在科学哲学上有重要贡献者是中国人、印度人、希腊人。到了两汉，中国人在全部科学——天文、数学、工程、医学、农学上，都压倒希腊人印度人。须知中国科学之落后，乃对近二三百年之欧美而言。在整个人文史上，一时之参差，乃常有之事。

又有人以中国知识论不发达，为中国哲学不重知识之证，亦中国科学不发达之因。西欧近代知识论乃批评神学而起，同时又为科学方法探求之产物。中国无神学，科学未发展，故知识论不发达乃结果而非原因。近世西方科学之革命乃十六七世纪以来之事，此由种种条件促成，要非中国文化本身之缺陷。

中国文化本是民主的、实用的。一民族建国传说，最足以表现其文化倾向。中国建国者的黄帝，不是神话浪漫人物，而是一个发明家。还有一点甚为有趣的，中国将蚕丝发明归于黄帝之妃嫘祖，这至少可以看出中国人之尊重女权与母权。我们可说世界最早之功效主义、实用主义实起于中国，此亦和平劳动过程中必然发生者也。

古人所谓“义以为利”，正是伟大智慧。这不仅指出道德与知识之一致，而且教训我们目的与手段亦须一致。“义以为利”又包括二者：一是利用厚生，二是和而不同。一为科学，一即民主。这是健全常识，也是伟大真理。我们无迂怪之谈，而讲平正通达之理。中国农村春联上常常写着“义以为利”。如再想到义是利之和——总和与调和，我想没有比这四个字更足以代表中国思想之根本精神的。（胡秋原/文据《月读》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