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酒的别称可谓多多，“杜康”“曲道人”“君子觞”“忘忧君”“杯中物”，等等，足有上百种叫法。翻阅《梁书·顾宪之传》，才知道“顾建康”也是它的别称之一，而且是流行于南北朝时期建康（今南京）的一种叫法。

据记载，元徽三年（475年），顾宪之被任命为建康令。当时有件积案，有人偷牛，偷的牛被牛的主人认出，偷牛的人也说牛是自己的，两方面的言辞证据都差不多，前两任县令都没能断决这个案子。顾宪之审核案件材料后，对双方说：“用不着多讲，我有解决的办法了。”于是他命人把系牛的绳索解开，任牛随便走动，结果牛径直回到原来主人的宅院，偷牛的人见状，当即供认了罪行。史书中记载，顾宪之“发奸擿伏，多如此类，时人号曰神明”。顾宪之为人清廉俭朴，勤政奉公，对帮助罪犯私下请托的权贵、贪赃残暴的官员都依法惩治，从不包庇，从而得到了民众的拥护。所以在京城建康，饮酒的人喝到醇厚甘美的好酒，就称其为“顾建康”，意思是说顾宪之为政如酒色清醇、味道甜美。

进入南齐后，顾宪之又先后被授为衡阳内史、婺州郡守，无论到哪里任职，都心系百姓，一心为公，又清廉自律从不营私，保持了“顾建康”醇厚甘美的“好味道”。

在衡阳，顾宪之到任以前，境内连年发生瘟疫，染病死去的人有一大半，因此棺木价格特别昂贵，于是百姓全都用苇席卷裹尸体丢弃于路旁。顾宪之刚一到任，就分别告诉所属各县，寻找死者的亲属，埋葬尸体。对于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顾宪之就拿出自己的俸禄，让公府的主簿办理埋葬事宜。衡阳当地还有一种叫“除祟”的民俗，山中百姓如患了病，往往说是先人带来的灾祸，就都去挖开坟墓，打开棺材，用水冲洗死者的尸骨。顾宪之用道理晓谕百姓，向他们讲清活人与死人的区别，指出疾病并非由死人所引起，当地的这一陋俗也因此得以改变。当时州刺史王奂刚刚到任，只有衡阳一郡没有到刺史府来告状的人，于是王奂感叹地说：“顾宪之的教化算是达到很好的境界了，假如本州所属的九个郡全都这样，我还会有什么麻烦事！”

在婺州，当时的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在宣城、临成、定陵三县交界处设屯垦地，划定数百里山泽，禁止百姓进入其中砍柴打猎。顾宪之坚决地陈说不能这样干，言辞恳切而直率。萧子良回答他说：“如果不是你，我就无法听到这么恳切的话语。”当即解除了禁令，还山林湖泊于百姓。

顾宪之虽出任多地郡守，家里积蓄的米粟却不多，卸任回乡后，居房狭小简陋，经常受冻挨饿。临终前，他还特意立书嘱咐子女薄葬素祭。可以说，顾宪之直到生命终了，依然保持了醇厚甘美的“好味道”，无愧于老百姓送其“顾建康”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