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2007年，两个人合资开公司；8年后，公司巨亏，一人举报另一人诈骗。在看守所里，被举报的那人签下“和解协议”，以畸高的价格接受另一方的股权转让。

刑事案件最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目前，两人均告到法院，展开了民事领域的“战斗”。一方说签订那份协议是受胁迫的，要求撤销。另一方反诉其违约。

这是一起蹊跷的合同纠纷。

万某是浙籍香港居民，基金经理，在香港证券行业从业十余年。周某是湖州某律师事务所主任，是当地一家赴港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两人由上市公司高管牵线相识。2007年，万某出资300万，周某出资500万，在深圳成立公司。但公司没几年就发生较大亏损，2014年，周某想撤出，提出把所持有的公司股权以1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万某，万某不肯。

2015年6月，周某举报万某“合同诈骗”，11月，万某被拘留。12月5日，万某与周某签订《和解协议》，约定万某以不低于900万元的款项赔偿周某损失。协议签订当天万某让老婆支付了300万元，取保候审后又支付了100万。之后再无支付，并告到法院，要求撤销协议。

万某说，周某以“合同诈骗”为由报案，但是两人之间只是合作开公司，利用万某的经验去投资港股，除了公司章程，并没有签署过合同。合同诈骗是重罪，一旦成立，万某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万某说，“在这样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只能同意签下和解协议”。

负责此案一审的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认为：尽管万某身处看守所，但是协议经万某的妻子和律师与周某反复协商，也是由律师带进去的，并征得万某同意签字后形成；另外，“万某被取保候审后仍旧电话联系周某表示会履行”，所以，不认为“受胁迫”，遂驳回万某起诉。

万某不服，将案件上诉至湖州中院。在二审中，双方都递交了新的证据，争议的焦点还是《和解协议》到底是“真和解”还是“受胁迫”。

钱江晚报记者与二审法院联系，法官说，案件还在审理中，现阶段不方便对外说什么。

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