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量入为出”为财政原则，财政手段必然以节流为主；以“量出为入”为财政原则，财政手段则会以开源为主。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一直为历代王朝所遵从，居于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的“量出为入”，则被视为苛政。

清军入关，统一全国后，仍然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在这一财政思想指导之下，清前期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常例，尤其是田赋、漕粮、盐课和关税。由于每年常例收入的来源和数额都基本固定，政府可以根据常例收入的规模来安排常例支出，其总额通常小于定制的常例收入总额，由此保证了清前期的长期财政盈余。连年的巨额盈余，使得户部的存银越来越多，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户部的存银更是多达8182万余两。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如大规模战争、严重自然灾害，政府除动用历年的财政盈余外，还可以通过捐纳、报效等非常例收入，来应付非常例支出。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说，雍正年间“虽屡次用兵，而经费不虞匮乏，并得积蓄二千四百余万之巨款”。清前期之所以能够出现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的“康乾盛世”，当与“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嘉庆、道光时期，清廷仍然固守“量入为出”的原则，并以“轻徭薄赋”为仁政美德。其实，当时清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极低的水平，即便有巨额的支出，如军需、河工及赈济等，也仍然凭临时的调补来支持，而无长期的综合考虑。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载，道光帝甚至宣称：“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应该说，嘉道时期政府在财政上的最大问题是，当岁出突然增大时，其岁入不足以应付这种开支，所以不得不采用临时性的筹措财政经费的方法（捐输和报效），新的改变已经迫在眉睫。

咸丰、同治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清朝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而常例收入的数量却非常有限，甚至每况愈下，导致“量入为出”在实际操作层面已无可能，只能开始向“量出为入”转变。由于收支形势的突然逆转，户部最初只能遵行旧有思路，坚持节流省费，以求平衡。咸丰元年（1851年），户部奏称：“自古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二端。开源之道必须有利无弊，或弊少利多者方可举行。臣等旦夕思维，未有良法可裨经费。惟节流之道臣等随事讲求，有以节制。”这一时期虽然还能经常在诏书中看到对“量入为出”思想的强调，但由于财政开支不敷，导致清廷多采用指拨等变通方式，将非常例收入如厘金、捐纳纳入收入范畴，“变通办理”。同治十二年（1873年），内务府即奏称，内务府之广储司银库“一年进款用款，通盘核计，详细比较，例内尚无靡费，实因例外各款递有加增，量入为出实不敷用”。于此，旧有的常例与非常例收支明确划分的办法被抛弃，“量入为出”徒具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