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老馆长任继愈的办公室原在行政楼三楼310室，外间是会客室，里间是办公室。说是两间，其实外间似走廊，极狭窄，摆着一个旧沙发，木扶手，灰布面坐垫和靠背。这里既是他办公的地方，也是他从事研究的所在。

任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过一个重要论断

我和任先生谈工作时，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倾下身来，认真听，再发表意见。他的语言如同其文章，极省练，却切中肯綮。2005年，馆里要实行全面改革，矛盾很大。任先生听了我的汇报，讲了王安石变法的故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极为神速，但是激化了矛盾，立足未稳，就被推翻。因此改革不宜速进，而应渐进。他虽然未对改革方案提出具体意见，但他的改革渐进的观点，显然是深谋远虑的意见。

任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过论断，认为，中华民族过去有过春秋与汉、唐三次文化大繁荣，我们将会迎来第四次繁荣期。我个人并未把任先生此话作为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预测，而是看成了他对民族文化复兴寄予的厚望。他强调的不是繁荣期的到来，而是如何为文化繁荣做准备。任先生常说，文化没有暴发户，不似炒股，一夜暴富，文化的繁荣不是等来的，要靠长期的积累，现在就是文化积累期。当代人的工作，就是为迎接第四次文化大繁荣做好准备。而他和图书馆的任务，就是做好文献的整理，当后人的铺路石。正是在此种自觉的文化发展意识下，任先生自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就率领中华大藏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等几支整理与编纂队伍，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而办公室就成为任先生领导这些工作的指挥部，也是他组稿、审稿的编辑部。所以办公室虽小，包蕴却甚大，涵载了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信息。

任先生说：文献整理，对于国家图书馆而言，不仅仅是为了文化积累

任先生说，文献整理，对于国家图书馆而言，不仅仅是为了文化积累；同时也是为读者阅读使用提供方便。任先生讲到他组织编纂《中华大藏经》的最初缘由。有一年，他在本馆见到了季羡林先生。季老不是自己看书，是陪他的学生来看《赵城金藏》。原来，馆里有规定，似《赵城金藏》这样的文献，不给普通读者提供阅读。没办法，季老只能自己出面，借出此书，给学生使用。此事深深地触动了任先生。图书馆的职责就是为读者提供文献阅读，更何况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躺在图书馆里的书，怎能发挥其作用。但是又如何克服文献保护和读者阅读的矛盾？任先生想到了文献整理与揭示。于是在1982年国务院古籍保护规划会上，任先生提出了在《赵城金藏》基础上编纂《中华大藏经》的项目，开始了历经十余年的编纂工作。而这一切，都是在这小小的办公室里酝酿、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