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

2004年，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的扉页上写着：“历史是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最近，我的朋友严钟义先生说：“一切科学到了最高境界，就是哲学和艺术。”哲学，探讨规律性；艺术追求真善美。科学的研究，既通往规律性，又通向真善美，向科学的最高境界攀登。鉴此，以我同御窑之缘，作为本书的开笔。

为此，我查阅历史古籍、档案文献、府县志书、文集笔记、学彦新著、期刊论文、科研成果等；又考察古窑遗址、博物馆藏、考古发现，亲临高岭、参观工艺、访问艺人。目睹体验瓷器制作的七十二道工序。从中体会到御窑文化博大精深，领略到瓷器艺术的真善美。

出乎意料的是，当我翻阅相关目录之学时，感到非常惊讶！关于御窑，关于陶瓷，虽有宋人蒋祈的《陶记》，明人王宗沐的《陶书》，清人朱琰的《陶说》、蓝浦的《陶录》、唐英的《陶冶图说》等，填补前贤之所阙。但这与中华浩浩洋洋古籍相比，实在可悲。一部《四库全书》，采入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而关于御窑和陶瓷之作，居然阙录！御窑瓷器，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著述却少。这是多么可悲的缺憾，又是多么可叹的往事！但这也不必苛求，自有其历史因缘。

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是中华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一个弊憾。为什么中国近世落后挨打，割地赔款，备受欺凌？原因之一，就是重道轻器，厚理薄技，片面地将“器”蔑之为“雕虫小技”、“奇器淫巧”，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影响，流传千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回想起来，御窑和陶瓷其实一直徜徉在我的学术考察之中，福建的建窑、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德清窑、官窑，河南的钧窑，山东的博山窑，广西的中和窑，辽宁的辽阳窑等等。还有出土过大量陶器的诸多文化遗址，都曾在不经意间跟我相遇。这种缘分至少来自以下方面：

第一，瓷器是中华文化的伟大符号。瓷器是中国历史文化一项伟大创造，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甚至在英文中，“中国”和“瓷器”共用一个单词“CHINA”。为什么瓷器、中国的英文都叫做“CHINA”呢？瓷都景德镇，“古昌南镇也”，相传瓷器销往海外，一些外国人不知道这种器物该叫什么，只知道来自昌南，于是将“昌南”谐音作china。所以china不仅成了瓷器的英文名字，而且成了中国的英文名称。要想理解大写的“China”（用作中国国名时，第一个英文字母是大写C），就不能不懂小写的china（用作瓷器名称时，第一个英文字母是小写c）。总之，以一种优美器物即瓷器作为中国的英文名，既是瓷器的骄傲，也是中国的自豪。

第二，御窑是古代宫廷文化的重要载体。御窑是古代帝制时代的产物，依托国家力量，荟萃了瓷器文化的精华。皇宫有御窑，更能成其大；御窑为皇宫，更能显其贵。所以，要深入理解中华历史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的精髓，就应当了解御窑文化。

总之，御窑与瓷器，是对历史的敬畏，是对文化的凝聚，是对人类的贡献，是对生命的理解。这吸引我去了解、研究、著述御窑的历史文化和生动故事。由是，我萌生一个念头：撰著和讲述《御窑千年》，以此为载体，挖掘御窑及瓷器的历史、人物、事件、典制、技艺、器物、文化、艺术、生活、著作、遗址、影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优秀工匠精神。

（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御窑千年》，阎崇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