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五月末，北京的天气犹如老舍笔下描绘的“很是可爱”。风和日丽的正午，走在西安门北段西黄城根北街，靠近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的林荫路上，光影斑驳。见到谭耀宗时，他刚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深蓝色的西服套装，白色衬衫口袋里别着一支朱红色签字笔，醒目又恰如其分。作为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履职15年的全国政协委员，谭耀宗每年至少要来北京四次。谈及北京这些年的变化，他话语中出现最多的词是“出乎意料”。我们的故事也从“出乎意料”开始了。

谭耀宗

基本法起草 每字每句都经过深思熟虑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一国两制”，中方开始筹备制定在香港具有“制宪性”地位的香港基本法。次年，也就是1985年7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谭耀宗（右一）成为基本法草委中唯一一名代表劳工界的委员

在起草委员会59名委员中，来自香港的委员有23名，时年35岁的谭耀宗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是最年轻的一位。“我当时正在英国进修，有一天接到电话说，要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我成为其中一员，并且是唯一一个代表劳工界的委员。”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让谭耀宗惊喜之余多了一丝担忧。“接到通知时，我甚至对基本法起草都没有概念，当时只明确一点，就是要通过参与基本法起草，把香港劳工界的意见反映到草委会。”

法者，治之端也。“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起草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987年4月，基本法起草工作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遇到了困难，比如，关于普选和高度自治等话题争论得异常激烈。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在北京第二次会见基本法草委会全体委员时说，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循序渐进。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