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60年间《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可以大致看清涉性话语在我国所经历的轨迹。

这60年的基本性氛围是禁欲反性的，性在中国所处的地位是被当作旧时代的污泥浊水，在所有涉性的领域，一度有相当彻底的扫荡。这个扫荡从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并在其间达到了巅峰。性政治的基调是禁欲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反性禁欲完全没有宗教色彩，而是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传统中国的世俗文化。8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在后30年，性氛围从严峻转为宽松，报纸上出现了涉性议题的中性报道和理论探讨，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甚至出现关于禁欲主义的讨论。中国人不再谈性色变，但是从对性文化、性文学和涉性话语的泛滥的抱怨，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在性的问题上仍有很多焦虑。好在由于性学研究的勃兴，社会对性的看法越来越正面，几乎达到可以不过于纠结的地步。总的看来，性氛围的走向是正确的：对人类这一基本活动方式的肯定和接纳。

60年间，在文学艺术中涉性描写和表达的规范上，社会也经历了一个从严到宽的变化过程：从既不可以写爱也不可以写性，到只可以写爱不可以写性，最终发展到既可以写爱也可以写性。但是对于文学艺术中的涉性描写规范，还是充满争议的，主流价值观认为，只可以人性地描写，不可以兽性地描写；或者说，只可以写性的人性的一面，不可以写性的兽性的一面。这也是被允许的涉性描写与淫秽品的主要区别之所在。事实上，在人类的性活动中，既有人性的一面，也有兽性的一面，或者说既有心理的一面，也有生理的一面。硬要将二者分开，在中间划清界限，为心理的一面贴上高尚的标签，为生理的一面贴上低级下流的标签，不但毫无道理，而且无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