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微信红包变成腐败“隐身衣” 专家：监管重点应放在对官员的教育上

近日有网友曝光，山西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主任科员邢艳军过生日时，在自己组建的公务员培训群中向群成员索要红包，并称“没有祝福语的请抓紧退群”。目前，山西省已对邢艳军作出严肃处理。

近两年，因微信红包受处分的不只邢艳军一人。今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翠屏山街道原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周玉松收受某村民通过微信所送5000元，加上其他履职不到位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月21日，浙江一村主任自荐人戴某因在微信群中发放60个百元红包为自己竞选村委会主任拉票，被行政拘留7日，并处500元罚款，自荐人资格被取消；2016年8月，安徽一粮站副站长连收21个200元微信红包，为粮贩子提供便利被“双开”……

频繁出现的官员利用微信红包牟利、滥用职权现象极大损害了公务人员形象，社会影响恶劣。那么，这种“微腐败”如何惩处？在监管上又应注意哪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专家。

能否认定为受贿或索贿需要看具体情节

微信红包因其隐蔽性强，面额较小，并且送礼人往往打着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的名义，容易让党员干部放松戒备。

2014年9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的黄树贤就曾表示，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

据记者了解，微信腐败多发于基层干部之间，其中又以收发红包为主要方式，那么这种腐败和受贿有什么不同呢？

北京大学廉政教育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受贿是法律概念，需要考虑其构成要件，能否认定为受贿或索贿需要看具体情节。

“第一要看他金额大小，第二要看他有没有利用职权谋私，这两个条件是不能缺少的。”庄德水表示，收受红包从金额的角度来说，还达不到受贿，但如果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会变成受贿犯罪，这需要有一个认定的过程，不能一概而论。

借助微信进行的腐败难发现易调查

说到惩处问题，庄德水认为，“微信红包”在本质上与现实中的红包并无区别，在惩处方面同样适用现行法律。

“治理红包本身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对于红包，不管他是什么性质，都属于一种送礼或者收礼金的行为，所以在具体的执法中，完全可以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来进行惩处。”庄德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