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在全国对于传销的关注下，刘李冰率领的12人反传销团队也因此迎来了求助和咨询的井喷。从曾经传销组织的A级头目，到专职反传销，刘李冰与传销的“较量”已有8个年头。职业反传销人承诺可找到传销受害者，收费从一两千元至八九万元，律师称收费反传销或涉违法。

李文星的不幸遭遇呼唤了大家对于传销的关注，无形中也给反传销组织带来了商机，求助、咨询成井喷发展。反传销组织的“捞人”也奉行普遍行业“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标准，对于求路无门的传销受害人家属来说，交上两三千就能抓住这最后的救命稻草，也就难免上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场景，纵然这“捞人”生意或许涉嫌违法。

当然，反传销“捞人”组织里的人员也有捉襟见肘的时候，收取一定的费用也情有可原，毕竟“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当我们给这项生意定性为违法行为时，不禁让人产生思考，什么样的“捞人”生意才是光明正大的合法行为？恐怕只有“公家”的行为才能合规合矩。然而当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有困难找警察”不灵验的时候，反而一两千元就能成功“捞人”的反传销组织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指指点点？他们的“越俎代庖”在某一方面正是折射了这些“公家”的失职。

不可否认，一些地方管理部门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相关部门的推诿扯皮的主观行为，或者立案难、取证难、处理难、抓捕难等等客观因素的存在，监管有漏洞、法律不完善，才怂恿了传销组织的屡禁不止和反传销“捞人”的应运而生。我们也不否认反传销“捞人”存在的积极意义，但是目前，这门生意却大有鱼龙混杂、索取高额费用的暗流涌动，这才是我们需要警觉的地方。

铲除传销组织的生存土壤，规范反传销的“捞人”生意，就需要我们的“公家”多履行职责。一方面就要立法先行，有了完善的立法，政府才有全面打击传销活动的法律途径；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好民间力量，而非“一刀切”的硬性规范。只有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传销组织的灭亡才能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