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亲子鉴定，现在还有人来给动物做鉴定。有个内蒙的农民家母牛下了小牛崽，被别人偷走了，他想要证明这头牛到底是谁家的。做一次鉴定要花几千块钱，他说自己“不争馒头争口气”。

邓亚军，中国第一代DNA鉴定师。

“刚开始做DNA鉴定的人很少，一个月只有一两例。2005年以后，私人委托做亲子鉴定的人数激增，到现在达到每年近一万例。”鉴定师邓亚军，从业十五年。作为中国第一批DNA鉴定师，她亲身经历了这项技术从饱受质疑到逐渐被国人接受的全过程。

另一位从业十年的DNA鉴定师戴维，从去年8月起开始在天涯社区发帖，记录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案例与故事，反响热烈，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万次的点击量。

2002年5月起，我国把原本主要由司法系统内部机构操作的DNA鉴定向具备相关技术力量和资质的社会第三方机构放开。从那时起，DNA鉴定从颇具神秘感的司法部门专业技术，慢慢为大众所熟悉。

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戴维和邓亚军目睹了不同人生中的背叛、谎言、挣扎、隐忍，还有一些柔软与温情。

邓亚军

45岁，北京顺义某DNA鉴定中心主任，中国第一代DNA鉴定师。

“冒天下之大不韪”

上高中时，我大哥对我说，学法医专业吧，属于公检法系统，将来容易分配工作。就这样，1995年9月，我糊里糊涂地拿到了西安交通大学（原西安医科大学，后并入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读研期间，我来到北京跟着导师做课题，开始接触DNA鉴定技术，毕业后我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DNA鉴定师。

以前，我所在的鉴定机构会统计，每年做的亲子鉴定中有多少是排除亲子关系的。2005年，我们中心共计做了1600例亲子鉴定，排除亲子关系的占总体比例的28％；2006年做了2700多例，排除亲子关系的所占比例为22%；2007年一共做了3000多例，比例为26%。

后来，这组数据公布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对我说，你们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许多媒体批评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有违伦理道德。遭到大量言论攻击后，我们就没有继续统计下去。

2006年，陕西一家电视台邀请我参加一个电视辩论节目。正方观点是丈夫不应该背着妻子带孩子做亲子鉴定，反方观点是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