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额外费用、社保支出等，其实并不属于税负，而是“非税成本”。

因此，当《金融时报》的记者拿着不综合考虑行业差异、抵扣政策、避税等因素、还把“非税成本”也都计入在内而得出的所谓45.6%的“死亡税率”，去对比美国考虑了所有“扣除和减免”而得出的最纯粹的18.6%的税率时，这种充满“政治意味”的对比也就根本没有“专业性”可言了。

换言之，虽然特朗普夸中国夸错了地方，但像金融时报这种西方媒体借着特朗普的错误对中美的税率进行极为不对等和片面的对比，也没比特朗普好到哪儿去。

不过，对于中国税太高的抱怨在我们国内也确实很有市场。实际上，《金融时报》所引用的那个45.6%的数据，就是去年曾经引起全社会争议的“死亡税率”的话题，由天津财经大学的学者李炜光与天则研究所合作得出来的。

当然，不同立场的人看待这事的观点也就完全不同了，税务领域的专业人士就认为国家这几年一直在减税政策，并进行税改；但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则认为自己的负担仍然很重。

其实，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企业面临的大头并不是正在改革的税务，而是大量的非税成本。这也是为何很多税务系统的人表示自己其实是在“背锅”。

同时，还有人认为，这几年因“经济下行”导致企业利润下滑，也是令企业感觉税负压力突然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总之，中国企业承担的压力确实需要国家的帮助，中国的税改和减税也要继续推进下去，毕竟我们的相关机制和体制也确实存在着不少不容回避的问题。但也要看清问题的所在，而不要被情绪驱使，盲目制造恐慌。

比如不断通过税收体制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降低征纳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增强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确保税收职能作用有效发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尤其在税收优惠的落实方面，简化流程手续，缩小税务部门审核批准的范围，对属于政策性减免的现在在税务机关备案即可；对小微企业不断扩大享受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减免税标准，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15%低税率以及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标准，这些都是加大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效措施和途径。

至于特朗普和《金融时报》那种来自外界的“捧杀”和“贬损”，除了给我们的改革制造些“口水战”的噱头，并无实际意义。大家看看就得了，别入戏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