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北京3月13日电（人民政协报记者 刘喜梅）“很受鼓舞！”听到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科技投入要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强雾霾治理、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使科技更好造福人民。”多位关注医学科技创新的全国政协委员这样向记者描述心境。

　　我国癌症防治需要关键技术突破

　　“在我国，癌症等重大疾病的防治攻关真的是刻不容缓。仅以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为例，这三种消化道肿瘤的年新发率和死亡率均占到全球总数的50%，初步估算年消耗治疗费用近千亿元。”作为一名几乎天天跟消化道肿瘤患者打交道的临床医生，每当谈到我国的肿瘤防治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都会遗憾地表示，“太多患者发现肿瘤就是晚期了，如果能在早期发现，是可以治愈的。”

　　在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何维看来，我国肿瘤患者“发现太晚”的遗憾频现，主要是因为国家在癌症预防上尚需加强经费投入，以支持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强大规律认知的雄厚基础。对于基础研究的成果，何维也建议应尽快开展相关临床研究，并加速科学成果转化及关键技术研发，以尽早形成肿瘤早诊早治的临床技术能力。

　　之所以要着重于肿瘤预防及肿瘤早诊早治技术的攻关，是因为中晚期肿瘤在全球各国的治疗效果都不甚理想。而发达国家在肿瘤防治方面的重要经验，就是要注重筛查预防并提高早诊率。

　　“实际上，目前我国在肿瘤防治的科技攻关方面已经产生了部分重大突破，比如被誉为肿瘤早筛‘利器’的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技术等。我们要实现建设科技强国和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仅有星星点点的重要成果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在与癌症相关的健康卫生事业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方面的水平和能力也位居世界前列。这就需要我们通过5-10年的不懈努力，创造一批能够满足肿瘤患者需求且医保能够支付的重大医学科技创新产品。”何维建议。

　　要着重关注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困境

　　“不过医学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首先需要加强原创研究，同时还要做好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以及产业化三方面的融合发展。”何维认为，只有实现了三者的融合发展，才能保障基础性研究成果尽快投入到临床试验中，同时临床试验较好的产品也能够尽快实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

　　“但是目前，我国临床研究的水平还比较弱，这已经成为制约医学科技创新发展的最大瓶颈。探究瓶颈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目前国家的政策法规还没有跟上创新发展的形势，支持创新的政策和市场环境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医院的临床队伍中，有意愿且有能力主持或参加临床研究的队伍，与行业界和产业界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全国政协委员谢良志向记者感慨。

　　谢良志是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也是受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和人才政策吸引回国创业的侨胞。他坦言，在他回国10余年的时间里，深刻感受到国家对创新人才及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和实效，但目前临床研究队伍和能力建设的滞后却制约了我国医学科技创新的进程，这让他“格外着急”。

　　这着急，也是业界共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表示，我国现有的职称晋升考评体系导致医生志愿从事临床研究，以及致力于临床研究成果转化的积极性都不高，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他认为，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也可以成为考评体系的指标之一，以调动临床医生参与癌症防治科研的积极性。

　　李兆申着急的，则是肿瘤防治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比如，磁控胶囊胃镜作为我国医学科技的重大突破，可明显提高胃病及早期胃癌的检出率，但受限于目前的招采政策，该技术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使用。”

　　关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困境，何维也有同感。他也建议，国家应该对能够提高癌症预防水平、早期诊治能力的技术成果、和创新治疗药物，优先给予政策支持，比如优先招采进入医院、优先纳入医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