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衔可比想象中复杂多了

【编者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为纪念八路军、新四军成立80周年，中国军网微信特推出专家系列稿件，从不同视角介绍历史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正式实行军衔制度。但是，当时八路军、新四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有些高级干部还佩戴过缀有金星的中将、少将领章。而且，抗战初期和抗战胜利后，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还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只是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八路军、新四军改编之初干部曾有过军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并且，按照国民革命军的军衔等级，给各级干部都授了军衔。

红军在云阳镇举行改编誓师大会。

开国中将陈先瑞曾回忆1937年12月毛主席在抗大对他说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敲警钟，就会犯错误……”

从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均为中将；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等均为少将；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一二○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右）、副师长萧克。

1955年的海军少将卢仁灿曾回忆自己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时有过上校军衔：“当时，三八五旅共有3人分别被授予少将的军衔，他们分别是旅长陈锡联、旅政治委员谢富治以及担任副旅长职务的民主人士赵辉楼。那时不设大校，我和旅参谋长曾绍山、政治部副主任赵月舫被授予上校军衔，为旅里仅次于3位少将的最高职衔。”

开国中将廖汉生将军曾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仿照其他部队的标准，也给八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封了一些军衔。我担任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副团长，上校军衔，没有佩戴军衔标志，只是在准备对外联络用的名片上印着‘上校副团长’几个字。八路军内部并不准备实行这一套。”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八路军总部派出了8人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是彭雪枫（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代表八路军总部，少将衔）、周昆（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少将衔）、边章五（代表八路军一二○师，少将衔）、张经武（代表八路军一二九师，少将衔）参加参谋长会议；罗瑞卿（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名义，上校衔）、张爱萍（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欧阳毅（以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谭政（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衔）参加政治部主任会议。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军衔并没有印象。开国少将王兆相在回忆录中提到：记得我被任命为警六团团长时，没有关于军衔的命令，也没有附带说明。但近年来我在写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份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发报时间是1938年2月6日，内容为介绍警六团营以上干部配备情况。其第一条是：“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不过在印象中，我没有接到过授予我上校军衔的通知，也没见过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佩戴军衔。

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只是在抗战初中期有过记载。据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关于整军工作的报告提纲》，其中，“第四，将校以上官佐简历表”可见，此时八路军干部简历中还有军衔等级，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

当然，因工作需要，八路军、新四军一些干部在抗战中后期也都使用军衔。据一个“日本八路”——反战士兵水田靖夫回忆：他在1940年梁山战役中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旅长杨勇送他一个笔记本，署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杨勇”。

抗战时期的“陆军少将”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