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军档案中的统计,从1935年到1940年,仅在大连一地,这支秘密队伍就实施放火57次,给日军造成的损失达3000万日元。当时,一日元能买三公斤的大米,3000万日元,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
这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场特殊战斗。
“天火”
1935年6月25日晚8时许,位于大连甘井子的日本“满洲石油株式会社(满石)”仓库突然燃起大火,附近所有的消防机关闻讯纷纷出动,一时间,阵阵刺耳的警笛、警报响彻大连夜空。
大火很快被扑灭了,损失并不算大,约为2500日元,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然而,仅仅两天之后,这场火灾的失火原因尚未查明,离此不远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器材仓库又燃起了一把大火,大量建筑材料化为灰烬。
半个月后,7月13日,日本关东军大连仓库又冒出了冲天火光,大量军队给养被烧毁。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日军损失物资价值6.1万日元。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3起火灾,特别是日军仓库的失火,让日本殖民统治者大为震动。
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这事大快人心。
建在大连的日本“满铁”仓库被引燃大火。
从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大连所在的辽东半岛已经遭受了日本3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国被日本侵占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
日本对辽东半岛的侵占比此后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更甚,他们连傀儡政权都不用,直接把北纬39度以南的辽东半岛地区划归日本版图,称为“关东州”。在华罪行累累的日本关东军即由此得名。
神秘的大火在日本侵略者的工厂、仓库接二连三地烧了起来。没有人知道起火的原因,人们就把这些火称作“天火”,民间神话色彩的传言四起,“火神爷来惩罚小鬼子了……”
真的是自然原因引发的“天火”吗?日本侵略者当然不会相信频发的火灾会如此简单。以火灾发生的密集程度和失火地点明确指向军事或准军事设施的特点来推断,人为纵火的可能性极大。
但若是人为,总会留下些蛛丝马迹,可这几次大火,都是在夜半无人时毫无征兆地烧着,而且事后找遍火场,连半点人为纵火的痕迹都没有。日本侵略者甚至从国内找来了消防专家勘察火场,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这可真是让日本侵略者头疼不已,乃至胆战心惊。
因其辐射东北、拱卫京津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条件,大连已经成为日本侵华的最大战略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日寇在大连建设了数目众多的工厂和仓库,东北大量的资源通过这里运往日本,日本又把无数枪炮弹药运到这里,送到侵华日军手中。
一个当时在大连警察署任职的日本警察曾撰文记载:“当时,纵火事件经常发生,为此而头痛的关东局总长大津经常催促:‘抓到犯人了吗?’可是再怎么严厉训斥警察也不顶用,因此他十分着急。大津派出2000名警察把眼睛和捕绳对准中国的爱国者,并且悬赏500日元给提供纵火事件线索的人。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就在日本的军警宪特们为大火而焦头烂额、上蹿下跳之时,大连的火灾还在毫无顾忌地时不时着上一把,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且好像是故意羞辱日本侵略者,接下来的一年里,就在最先发生火灾的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又接连烧了四次。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才意外获知了大连大火的线索。
那一年的8月,受苏联红军参谋部领导的“北满国际情报组”在哈尔滨被破获,一名成员供认,在大连也有一个国际情报组织在活动。
闻听此消息,大连警察署马上派人到哈尔滨听审,终于确知,大连的大火是一个针对日本军事目标进行破坏活动的国际特工组织所为。
在日军的档案中,称这个国际特工组织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日语的“谋略”译成汉语有“诡计、计策”之意。而这个组织被中国人得知后,一般被简称为“抗日放火团”。
日本“满石”大火让消防机关也无可奈何。
国际特工组建放火团
抗日放火团是如何渗透到大连这个日本统治的“无缝地带”的?话还要从“九一八”事变说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觊觎中国更广大国土的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苏联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在日本后方特别是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情报活动。情报人员也主要来自中国被占领地区。
苏联红军参谋部在莫斯科郊外秘密办起一所特工学校,专门培训来自中国的抗日青年,教授共产主义思想和情报、爆破、射击、无线电等知识技能。培训为期半年,然后派遣他们到日本占领区。
1934年7月,从莫斯科受训毕业的纪守先等7名中国青
年秘密回到了中国。
纪守先,原名姬兴国,吉林人。“九一八”事变后秘密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经“北满国际情报组”负责人杨佐青考察推荐,到莫斯科学习。
国际特工在日本占领区进行的活动各有侧重分工,包括收集情报、发展抗日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等。纪守先等人的任务是分头组织爱国的中国青年,使用放火、爆破等手段摧毁日本军事战略目标。
纪守先辗转到达上海,担任了一个美国商人的翻译兼助手。
这个美国商人叫A·鲍威尔,实际上是苏联远东情报组织中国地区的负责人。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目前了解到的他的资料少而又少,只知道这个人是一名苏军少将、情报专家。
此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抗日放火团就以上海作为总部,纪守先成了抗日放火团的实际领导人。
大连是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冲,自然成为抗日放火团的活动中心。
被派到大连的是和纪守先同期受训的赵国文和李寿山,他们在那里发展了抗日放火团的第一名地方特工——邹立升。
邹立升是山东人,他刚刚携妻带子“闯关东”到大连不久,靠打“卯子工”(苦力短工)维持生计。
邹立升有个老乡叫高绪慎,在“满洲油漆株式会社(满油)”当搪瓷工,也加入了抗日放火团。就是这二人合力,点燃了抗日放火团的第一把火。随后他们又发展了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仓库扛大包的老乡孙玉成。自然,这个仓库也被烧了。
后来,邹立升还把自己的妻子包玉侠发展成了抗日放火团的交通联络员。
包玉侠是现在唯一健在的抗日放火团成员。老人今年已经96岁高龄,但忆及当年情形,仍历历在目。
包玉侠说,起初邹立升什么都对她瞒得死死的。那时候经常有几个人到她家,凑在一堆嘀嘀咕咕。每到这时,邹立升就把她支走,让她到外面看门,有人来了还要赶紧让屋里知道。
一次,那几个人正在屋里开会,忽然有人朝她家走了过来。包玉侠赶紧让儿子进屋报信。等她带着来人进屋一看,就是一转眼的功夫,那几个本在炕头嘀嘀咕咕的男人,居然变成围在一桌打起了麻将。
还有一次,邹立升拿出一挂鞭炮,让包玉侠带着儿子到院子外放着玩,自己则躲到屋里神神秘秘地“捣鼓”着什么。
忽然屋子里发出了一声闷响。包玉侠跑进去一看,满屋的浓烟。
后来,包玉侠才知道,邹立升是在试制引火装置。这个技术应该是接受过莫斯科培训的赵国文和李寿山传授的。邹立升自己实验了几次,终于完全掌握,并且很快将其用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仓库和工厂。
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内保留的当年日本法西斯刑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