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新加坡政府的多位高官则公开表态支持李显龙。这也被质疑为李显龙动用公权力干预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分歧”。
“如果总理能够滥用公权力来对待反抗他的弟弟妹妹，那么，他对普通民众又会做什么？”李玮玲的回应更是拨动了新加坡人的神经。
事实上，在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就已经平静不再。新加坡长期累积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经济景气不再，外交战略失误，接班人问题明争暗斗。原本只在表面下激荡的暗流，借此兄妹阋墙之机快速地冲击这个弹丸小国，撕裂了这片土地，也撕裂了世界对这个国家的认知。李氏兄妹的争执又何尝不是新加坡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不安担忧的缩影？
矛盾重重的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将何去何从？路在何方？
“新加坡模式”已经过气？
曾经的“亚洲四小龙”风光不再
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充分把握发达国家对外转移产业的机遇，成为亚洲第一批“吃螃蟹”者，取得丰硕的经济回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一直以来，新加坡模式都是快速发展和奇迹的代名词。新加坡借助天然区位优势与本国历史特点，自1965年独立以来，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包括引入制造业、吸引外资、发展转口贸易、打造石油集散地等，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从以前一个破败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运筹帷幄，而随着强人李光耀于2015年去世，新加坡的光芒也似乎渐渐淡去。
以李光耀逝世为分界点，“后李光耀时代”的狮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在经济层面，近两年来，新加坡经济出现明显下滑。从数据来看，2016年，新加坡前三季度均出现环比萎缩，虽然第四季度实现了回升，但是全年整体2%的增速仍然让曾经的经济辉煌越来越遥远。即使在增速高达2.9%的第四季度，新加坡的失业率却升至2.2%，达到6年以来的高点，房价则环比下跌0.4%，已是连续第13个季度下跌，创1975年公布数据以来最长时间下跌纪录。
作为国家控股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加坡的两大国家投资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淡马锡控股公司（下称“淡马锡”）是其最为核心的经济支柱，而这两家公司过去两年也亏损惨重，GIC业绩在2015—2016财年出现了下滑，过去20年业绩收益率由4.9%跌至4%。淡马锡去年则出现了240亿新加坡元的巨额亏损，2016财年一年期股东回报率则为-9.02%，与成立以来15%的总回报率形成了鲜明对比。最近，新加坡经济支柱之一的新加坡航空集团再次爆出其2017年第一季度亏损1.38亿新加坡元，相比2015年第一季度纯利8.04亿新加坡元和2016年第一季度纯利2.25亿新加坡元，下滑显著。
新加坡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地步的呢？从经济上讲，这正是因为其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先天的狭隘性。虽然今年以来，新加坡经济出现了增速上涨的迹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加坡经济模式自身的“硬伤”对其经济发展正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首先，新加坡自身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畸形。新加坡以服务业与制造业为主，其自身发展依赖的是开放的市场与高效的人才资源，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近两年来，新加坡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下滑直接带来了整个经济的下滑，重创了经济基础。
其次，外向型经济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与敏感性。当下，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与不稳定仍在持续，作为贸易为主的国家，新加坡的经济更是受到直接影响。难民、恐怖主义带来的世界政局动荡更是加剧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系列倡导“本国优先”的政治家上台后，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更是严重地冲击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最后，偏安一隅很容易被时代抛弃。近些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加坡面临的外部竞争加剧。仅我国上海港的崛起就直接对新加坡港口的吞吐业务量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加坡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口的殊荣也拱手让出。2016年11月，中国—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正式开航更是让中国突破马六甲的“重围”，进一步降低了新加坡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性，克拉运河提上日程也让新加坡感受到更大的威胁。可以说，不管从内部发展还是外部环境而言，新加坡面临的形势都不容乐观。
“新加坡模式”曾被奉上“神坛”
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的新加坡如同被上天抛弃的孩童，不仅受困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短缺、工业基础薄弱等内在因素，还要面对强敌环伺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生存发展道路成为新加坡当时最重要的问题。
当时全世界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新加坡无疑也要面对到底是采用“苏联模式”还是“西方模式”的选择题。对于这个看上去是二选一的问题，新加坡年轻的掌舵人李光耀却给出了第三种答案，即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加坡模式”。
要三言两语地概括“新加坡模式”显然是困难的，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主要特点。首先是实用主义或称功利主义的执政方针。这也是李光耀执政的最大特点。在意识形态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李光耀不拘泥于某一种思想或理论，而是关注“管理刚独立的新加坡，照顾200万新加坡人的生计”。正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才使得他能在建国后专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像很多新近独立的国家一样，陷入民主的乱局。其次是富有远见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中美建交之初，新加坡敏锐地意识到此事的重大意义，迅速以“亲美知华”的优势，扮演了中美交往桥梁和平台的角色，借助美国的强大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而获得快速发展。再次是善于学习他国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建国之初向以色列学习全民兵役制度，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向日本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都使得新加坡能够少走弯路，迅速腾飞。最后是引进外资，发展转港贸易和石油集散中心以及进行来料加工。
新加坡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被西方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体制。这在当时曾饱受非议，但后来事实证明，李光耀所开创的“新加坡模式”为社会带来了繁荣和进步，给新加坡人民带来了福祉。
“新加坡模式”最重要的意义，或许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于“找到了一套适合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时代生存的道路”。因此，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腾飞，“新加坡模式”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追捧。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出国去看看，并且要向各国学习，特别是向新加坡学习。他们有良好的社会纪律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应当向他们借鉴，并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段话使得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新加坡模式”的热潮。
1997年，中国市长协会组织了一批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2001年，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客观来说，“新加坡模式”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确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无论是其对市场经济高度有效的宏观管理，还是其宏观经济的各项调控法律；无论是其在反腐倡廉方面的有效实践，还是其对于绿色环保孜孜不倦的追求，都为中国的发展和腾飞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新加坡模式”缘何式微？
“新加坡模式”的欣欣向荣，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这一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这一年，美国为了对中国进行遏制，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始作俑者”正是新加坡。至此，新加坡与中国的甜蜜关系经受挑战，“新加坡模式”也开始遭到质疑。
到了2015年，随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模式”更是雪上加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光耀已经成了“新加坡模式”的代言人，甚至就是“新加坡模式”本身。除他之外，没有人具备同等级别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因此，2015年李光耀的逝世，也意味着“新加坡模式”的式微，而发生于2017年6月14日的李氏家族内斗，则是将这种隐忧公之于众的标志。李光耀子女李玮玲和李显扬公开表示，“李光耀的价值观被自己的儿子破坏了”“我们为新加坡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