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我们把“控制”看作一个过程、一个周期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其“消解”的背后逻辑。甚至，控制和失去控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双向运动”。

第一，苏联对东欧是有控制的意图，但冷战结构，特别是苏联在东西方合作竞争问题上的复杂立场等因素，都导致苏联的控制是不完整的、有局限的、非均质的，呈现出明显的动态变化特点。

第二，当苏联体制以及在东欧推动的苏联化能展示出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时，控制可以维系，但当比较优势慢慢丧失时，本就不完整的控制就会走向消亡，尤其是在这种控制从一开始就共生着反控制力量的情况下。

第三，如果把苏联看作一个帝国，那么就如同历史上的任何帝国一样，它同样具有生命周期，也会因为过度扩张背负上沉重的包袱，最终自己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战略不克制无疑对苏联“失去”东欧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一个转折点。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实则是苏联和俄罗斯对东欧中亚外交战略、实施手段及其功过得失的再评估。简单而言，就是苏（俄）对东欧中亚国家施加影响的杠杆及这一影响力的获得和消解过程与逻辑。重新核定命题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间和空间的两条线索：前苏联和后苏联；东欧和中亚。我今天特意要求第三个发言的主要原因也是想同时兼顾这两大层级。应主办方要求，我的发言尽量多举案例，通过细节的描述较为全面地展示苏俄外交在东欧中亚地区的产出。还有一点需要指出，中亚在苏联时期属于内政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才成为近邻外国的一部分，在“控制”和“失去”的意义上与东欧是大不相同的。此外，东欧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在今天的发言中我可能会交替使用更具有历史和政治意义的东欧概念和冷战后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自称的中东欧，两者视为同义词。

镜厅论道活动现场，左起依次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项佐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杨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刘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

苏联对东欧“控制”并非牢不可破

传统观点认为，二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目标就是控制东欧。按照美国兰德公司等智库在冷战期间的评估，东欧的重要性，对苏联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军事安全因素。东欧是苏联防御西方可能的攻击的缓冲区。第二，跳板因素。东欧是苏联对西欧必要时加以进攻或至少是苏联向西欧施加影响的跳板。第三，共产国际主义因素。在“扩张性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苏联将东欧视为共产主义国家推动世界革命的先锋。第四，意识形态安全因素。东欧被视为意识形态的缓冲区，确保苏联可以抵御外部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从控制手段看，苏联拥有完整意义上的被称为“苏联化”的综合安排：党际关系、军事存在、经济整合等等。应该说，这些看法既具有典型性，也有其道理。

兰德公司是美国老牌的军事战略研究机构

问题在于，历史永远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我想强调的是，新的档案史料恰恰在提醒人们关注这种看起来具有高度同质性且国家能力明显不对称的大小国关系所具有的复杂性：苏联哪怕是超级大国，但对东欧的所谓“控制”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牢不可破，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换而言之，只有当我们把“控制”看作一个过程、一个周期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其“消解”的背后逻辑。甚至，控制和失去控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双向运动”，苏联试图控制东欧内在地催生了这些国家的反控制力量。当苏联模式具备比较优势时，反控制的力量只能是潜流涌动；当这种制度优势在西方模式的对比下慢慢因苏联自身的僵化导致其吸引力慢慢消散时，反控制的力量就会抬头。

苏联并未放弃探寻与西方合作的可能性

必须承认，苏联对东欧关系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杠杆并非在二战结束后就马上获得的，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更为关键的是，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并不是均质的，这首先体现为对不同国家的控制力和控制程度并不相同。与此同时，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嵌入到苏联和西方关系总格局之中的，也因此受到这一因素的结构性影响。

党际关系项佐涛老师已经有了精彩的说明。军事安全领域也不必多论，1988年苏联在东德驻军约38万人，波兰约4万、捷克斯洛伐克8万、匈牙利6.5万，这显然能够确保苏联对中东欧战略支点国家的控制。我想借此机会利用一些新的档案材料为大家呈现出苏联对东欧外交的复杂面相。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涉及到经济部分。

1949年1月25日，为了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并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6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图为执行委员会在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