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在“是谁夺取了泸定桥”的问题上，又有一些“猛料”爆出且引出了诸多是非。

一个“猛料”源于1979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征日记》——这也是出版最早的长征日记。这本日记的作者称，他率红三团侦察排在红四团突击队夺桥的同时赶到了泸定桥，在敌人即将炸桥的一瞬间掐断了敌人的炸药包，红四团突击队始得顺利过桥。[1]按一般人通常的认知来看，这种说法比“冒着枪林弹雨攀铁索夺桥”显得更为合乎情理，于是也就因此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之后，也有史籍和文章不断地引用这本日记中的内容——包括笔者本人，以及许多当事人的子女撰写父辈传记时也将其当作信史引用甚至还作了更为夸张的发挥。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史料的公布，再加上十余年来在大渡河两岸沿线实地踏勘的补充，笔者最后还是不得不非常不情愿地面对这样一个结论：这本日记并不是当年的历史记录，而是多年后根据有限的史料补写甚至编撰的“革命故事”，完全不具备历史文献资料的分量。

而且，这样的“猛料”即便是当作“革命故事”来传播，那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这本日记的日程与有足够依据并能互洽互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难以契合，离散性大得惊人;其次，这本日记的地名非常混乱且相互混淆，甚至还夹杂着诸多解放后更改、迁徙、合并过的地名，里程上的错讹更是比比皆是;其三，每日日记的篇幅很长，而且有非常多的文学性描绘语句，不太像是天天长途行军者的记录。后来出版的诸如《赖传珠日记》、《伍云甫日记》、《童小鹏日记》等虽然每日记录篇幅很小，有些甚至就是今天打哪儿出发到哪儿宿营一句话，但反而更能接近作者所处的真实环境，给出的恰恰是最有效的信息。当然，也有如《陈伯钧日记》这样的有篇幅较长的日程记录，但这与作者的文化素养和所担任的职责(作者在长征中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以及养成的良好习惯有关。更何况，这些较长篇幅的记录也多是有事件、人物的有效信息，而且与有关原始档案文献能够互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