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中央红军在“屈指行程二万”之后抵达陕北，率先为这部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划下了一个休止符。

毛泽东曾说：陕北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落脚陕北使中国革命重新建起了大本营，随即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嘹亮号角。然而，到陕北落脚并非中共中央和红军最初的打算，而是在极端险恶的转移过程中为了摆脱敌人和保存自己，根据敌我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原定计划的结果。整个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对落脚点的选择先后发生了七次变化。

1黎平会议川黔边根据地

湘江一战，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的战略意图，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湖南武冈、城步、绥宁、靖县等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一个“口袋阵”，等着红军往里钻。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移师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但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依然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上。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到达湖南西陲的通道县。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贵州，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晚上19点半，中革军委下达了“万分火急”电，命令部队继续西进，但同时依然没有放弃北上计划。

15日，红军穿越湘南进入贵州，先头部队占领了黔东边城黎平。中央政治局遂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最终确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红军新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