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可能”成为一种主义
●即便能够把“可能”称为一种主义,但它也不能成为一种奢谈空论。“可能”二字,拆开就是:如要可以,必有能力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认为应该依照上一辈的样子过日子,孔子曰“复周礼”,说的就是回归周公《礼记》的要求。而现代社会的人们则认为,比前一代人生活得更好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要小瞧了这一念之差,它可是工业社会有别于之前其他类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德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将此称为“可能主义”。作为犹太人,赫希曼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诸多传奇,但他的思想比其经历更为引人入胜。他善于在遍地悲观中呼吁乐观,在迷茫和错位间激励获取想象力。他认为人类历史最精彩之处无不证实着“可能主义”——“人永远有以行动改变现实的可能,有从不可能中发现、选择、创造出可能的能力。”
如果感到这话有些拗口,一代伟人毛泽东则把这个道理说得通晓明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星火种遭八方风雨来袭,存之似已不可能;但透过八角楼的那盏灯光,中国共产党人发现、选择、创造出星火燎原的可能和历史。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波兰犹太教师及作家科扎克。从1939年起,这位恂恂儒者一直在所谓犹太隔离区里给孤儿办学,并努力维持着孩子们的正常生活。1942年,纳粹党卫军通知要把孩子们转送去“东方”,科扎克当然知道,其实就是要送去灭绝营和毒气室。上火车时,一个德国军官给了他一份赦免令,可他摇摇头,挥手让德国人离开,然后牵着孩子平静地上了火车。第二天,他和192个孩子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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