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红军长征史料，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是一边行军一边频繁地开会。这种现象在湘江战役后尤为明显。今天再去回顾这些会议，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 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这些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作出重大决策的需要，也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及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由此，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这一点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重大会议上，得到了有力体现。

通道会议

向敌人力量薄弱处进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告别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同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