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去拜访这些星球的星际旅行对人类来说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距离实在太过遥远。但他也表示期盼着“某天，也许是不远的将来，人类能够登上月球，甚至金星和火星”。30年以后，阿姆斯特朗踏上了月球表面。

尽管这篇文章的初稿完成于1939年，丘吉尔反复斟酌，在50年代末又对文章内容进行了一些改动，将原本的标题《我们在太空中是孤独的吗？》中的“太空”改成了“宇宙”，以此反映科学认知的进步。利维奥认为，这篇文章非常严谨审慎，体现出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

在被赠送给丘吉尔博物馆之前，这份资料一直被英国作家、丘吉尔的好友埃默里·里夫斯珍藏，因此从未被公之于众或交由科学界进行检验。

“在眼下这个很多政治家都抗拒科学的时代，回忆起这样一位曾深入探讨科学问题的领导人让人动容。”利维奥表示。

丘吉尔对科技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1896年，22岁的他在随部队调往印度时读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几年后他开始饶有兴趣地撰写一些科学主题的文章，探讨如进化、细胞等问题。这些文章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陆续发表在各类报纸和杂志上。利维奥认为，这些文章的内容应该都是丘吉尔与他的好友林德曼聊天后的思考成果。林德曼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成为了丘吉尔的科学顾问。

二战期间，丘吉尔大力支持英国的雷达和核项目发展，经常与包括“射电天文学之父”伯纳德·洛弗尔在内的很多科学家会面。他领导下的英国政府还对实验室和天文台的建设提供了很多资金支持，英国在战后的科技发展造就了很多发现和发明，例如分子遗传学和X射线晶体学等。

利维奥认为，政治领袖们应当以丘吉尔对待科学的态度为榜样，设立长期的科学顾问团队，并好好加以利用。（编译/韩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