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输华、情报交流及应对地区危机等助推下的美中防务关系促使基辛格产生了美中“特殊关系”与“心照不宣同盟”的战略认知。然而正是白宫就美中防务关系发展态势的过度乐观与战略误判，以及两国就一系列防务议题所引爆的矛盾，直接导致美中防务关系乃至双边政治关系在尼克松执政末期暂时遇困。

首先，核裁军及军事热线议题。对华对苏“双和”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将中国“制度化”至维持权力均势及地区稳定的国际秩序架构内。在高频度的访华行程中，基辛格多次建议美中苏应签署相互通报紧急情的协议，筹建美中高层军事联系热线，邀请中方参与国际核裁军进程。但周恩来明确表示中方不会被其“束缚”，拒绝建立联系热线。

其次，美军亚太军力部署议题。随着美中防务磋商的拉开，中方对美国亚太军事存在表示不满，希望其撤军。但基辛格表示，除了驻台及南越的美国武装力量将逐步撤出，驻日韩美军不会撤退。尼克松则向中方暗示美日同盟其实可帮助中国遏制日本崛起。中方也趋向现实，对美国亚太军事存在不得已而默认接受。

再次，美中应对苏联威胁的应急反应机制议题。尽管中方已经就美中深层次军事交往表现出某种游离和谨慎态度，但在较为乐观的发展对华防务关系的战略期许下，基辛格于1973年11月访华时，提出构建美中应对苏联威胁的应急反应机制与美中军事合作建议。这成为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华防务政策中“联华”思想的高峰，但也直接引起了美中防务及双边关系的震荡。

基辛格面见毛泽东时隐晦地表示愿意提升中国军队应对苏联入侵的战略战役反击能力，毛泽东则表示苏联可能会掐灭中国核武，随后话题移到他处，基辛格认为他已经就此项美中军事合作议题向毛泽东“挂了号”。因此基辛格在随后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表明，虽然美中都不愿公开建立正式军事同盟，但是在技术层面低调提升中国军力是美方所乐见的。他直言不讳，“美方准备了一些技术性文件，在于如何改进中方的弱势地位，如何提升面对苏军进攻时中方的预警反应时间和生存能力。如果总理感兴趣，美方愿意在小范围内密谈”。推动美中建立针对苏联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威胁的卫星预警系统，以及暗示在中国境内构建此系统是基辛格极力说服周恩来进行详细会谈的关键议题。但周恩来表示这是极其复杂的战略问题，必须请示毛泽东，而直到基辛格离京，中方都并未作出任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