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0日至1月31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各方努力，最终达成《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步入巅峰时期。然而正当国人欢欣鼓舞，满心期待和平、民主即将降临中国大地之时，国民党部分官员却忧心忡忡，在1月31日召开的临时常会上，谷正纲、张道藩等向蒋介石痛切陈词，哀叹国民党让步太多，各常委“皆有忧慨之色”，会议最终虽然决定通过政协决议，但仍要求将之提交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审核。果不其然，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因政协协议问题，掀起巨大反对浪潮，左右摇摆的蒋介石随即彻底下定决心，与中共全面开打，随即1946年4月国共两军在四平展开决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决裂，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论

蒋介石自1938年担任国民党总裁之后，再无像胡汉民那样的人物对其发起挑战，权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又不断产生次生派系，如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掌控党务；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掌控军事；张群、王世杰等政学系，掌控部分行政权；孔祥熙、宋子文等姻亲，则控制财政金融大权。各个派系之间一方面必须依附于蒋，另一方面又都对蒋的决策产生影响，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与矛盾，尤其以政学系与CC系的矛盾最具代表性。

政学系主要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然其自身并无基层组织，所以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主要负责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等核心领域。与此同时，政学系出身的技术官僚，大多内心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有所不满，而是希望国民党能开放政权，因此当战后蒋介石需要同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与此相反，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控制了国民党整个党务系统，且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员意识形态较为强硬、僵化，希望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党治。可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非但未实现党在国上，反而政府权力远超党组织，CC系成员在处理具体政务时又无实际能力，往往被外界视作“党棍”，所以在国民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多处于边缘的地位。

双方在战后对待国共问题发生明显分歧。政学系主张和平解决中共问题，且应抱定忍耐、让步的决心，促成最终和平的实现。从国内现实状况来说，他们认为经过八年抗战，民众均多厌战，希望能够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休养生息，且国内经济状况百业凋残，民力已尽，也不允许国民党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一旦发生内战，大量民众无以为生，必将铤而走险，反而易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从国际环境而言，美苏两个大国均不愿意看到中国爆发内战，如果国民党执意行之，必将影响到美国对华援助，得不偿失。战后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之下，决定与中共展开和谈，故而大量起用政学系人士。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之时，国民党代表几乎均由政学系成员出任，最终政协协议得以达成，政学系的影响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