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10日文章 原题：丹尼·勒普齐格：日本是韩国的一面镜子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战略——由大规模货币扩张、政府增支和结构性改革组成的“三支箭”到目前为止只射出了一支半。

刺激计划的效果因为旨在减少日本巨额债务负担而增加的消费税被抵消不少，提高消费税将令日本消费者减少消费支出。能源领域、劳动力市场和竞争政策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还没有出炉，也似乎不会在近期实行。更令人担忧的，是难以改变的更大现实——如快速老龄化且不断减少的人口——这将成为未来几十年抑制日本经济增长的因素。

但日本的问题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它的近邻和历史上的对头韩国，也走在类似的道路上。区别在于韩国可能仍有时间缓和这些趋势，并避免日本式的持久低增长和长期衰退的泥淖。

作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和过去50年来最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故事之一，韩国有可能面临暗淡未来的首要原因在于其人口。韩国的适龄工作人口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下降速度最快的。

韩国的低生育率原因很多，但两大经济因素十分明显。首先，家庭债务水平很高，吞噬了四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其中最重的负担在于按揭贷款。房价/收入比比美国多出一倍以上。

其次，韩国家庭将收入的一大块(平均为10%)用于教育。考虑到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之比只有4%(1988年为20%)，韩国家庭增加支出的空间极为有限。

韩国劳动力市场的另一特征是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之一——年龄介于30至39岁的女性只有33%在工作。这部分是因为与欧洲和美国相比，韩国人在育儿和工作之间更加难以取得平衡。

韩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甚至比幼儿中心排长龙的日本还低。此外，韩国在日间托儿中心方面投资不足，企业也很少提供这方面的帮助。韩国女性通常不会从事待遇优渥的工作，因此育儿服务对她们来说往往成本太高。

韩国还是有一些优势

韩国最近提高了退休年龄，但这对改善劳动力市场前景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雇用了88%工人的中小型企业提供的薪金远低于财阀(chaebols)，中产阶级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下降。

但相对于日本，韩国还是有一些优势。尽管政府的刺激政策提高了国家债务，但债务/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仍相对较低，约为37%。相比之下，日本的公债水平超过GDP的220%。

此外，尽管韩国对出口的依赖度很高，但国内消费也很强健。充足的研发支出及对领先科技创新的不懈追求，为韩国带来了强劲的创新步伐。这有助于应对经济两大主要挑战之一：服务业的低生产力。

以目前情况来说，服务业的生产力比制造业低六倍。主导生产(如果不是就业的话)的韩国财阀的经营应该做出调整，以支撑日益重要的服务领域生产力的提高。

与日本一样，关键是增加服务业的竞争性。如果财阀继续自己包揽广告、融资和资讯科技等，就会对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形成挤压。此外，韩国需要对产业集中度进行检讨，政府也应该提供激励、确保融资渠道和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来推动新领域中小企业的成长。增加高端服务岗位就业(特别是女性就业)也能大大地改善韩国的前景。

但是，从较长期看，韩国前景的关键在于劳动力。依赖比率的上升——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50%，到那时，韩国人口中65岁以上的比例将达到36%——这可能有灾难性后果。医疗成本将上升，导致预算吃紧。增加移民有利于缓解劳动力压力，但会面对人民的反抗。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韩国资本存量形势依然有利，潜在增长率也很可能回落到预期的2.5%年增长。

韩国从日本身上汲取了大量有益教训。它夺走了许多日本出口市场;进口并改进日本的技术;采取了与日本类似的规划方法;其财阀也来自日本的财阀(zaibatsu)模式。

但是，韩国如今必须从日本的负面经验汲取教训。结构性改革不能拖。民族主义必须予以引导，以争取公众对深度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支持。

如果不能快速、果断地解决眼前的挑战，韩国领导人只要看看近在眼前的日本就知道后果会是怎样的。(作者丹尼·勒普齐格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商务和国际关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