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重申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促进持续性及实质性对话与沟通，进一步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发展。两国国防部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签署，同意继续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的其他附件进行磋商，并深化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国际维和等双方共同感兴趣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到中南海瀛台夜话，再到这次华盛顿会谈，两国元首的每次正式会面都推动中美两军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中美军事关系曾长期被称为中美关系的“短板”，但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推动下，两军关系正在成为两国关系新的增长点。
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一种新型关系。在此框架下，中美军事关系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2013年是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开局之年。当年6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不久，两军达成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共识。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之“新”，是因为其在中美军事关系史上史无前例，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至中美建交期间以“敌对”为特征的中美军事关系，也不同于1979至1989年两国共同面对苏联威胁、以“准盟友”为特征的中美军事关系，也不同于1989年后20多年来，以“走走停停、时断时续”为特征的中美军事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背景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一种新型关系。在此框架下，中美军事关系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一是高层交往日趋频繁。两年多来，两国实现了国家主席(总统)、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参联会主席)、海军司令(海军作战部长)互访，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耶诺、空军参谋长韦尔什、海军部长马伯斯等高官相继访华。两军高层交往平均每年约10次，明显超出以往。而从交往内容看，除会晤交流外，还安排了诸如参观武器装备、军营、军事院校，观摩训练，智库交流等活动，务实性显著增强。
二是联合演习明显增多。两年多来，中美两军演习次数超过以往历年演习总和，并在若干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13年11月在夏威夷举行的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中，中国军队首次踏上美国领土；2014年“金色眼镜蛇”和“环太平洋”演习中，中国军队参与了美国与盟国举行的传统演习；2013年中美澳新(西兰)的人道主义救灾联合室内推演，则开启了“中美+X”的多边联合演习模式；2015年1月，中美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两军部队又实现了混合编组、联合作业。
三是沟通机制日益健全。目前，两军的沟通机制包括战略安全对话、国防部防务磋商、国防部工作会晤、国防部直通电话、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机制。中美陆军之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规划部与美参联会战略规划与政策部之间也建立了对口交流机制。两军交流的内容也更多地从相互指责转向合作和危机管控。2014年11月12日，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两国国防部长已完成“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互信机制文本的签署。
中美两军作为亚太地区两支强大的军队，其相互关系早已超出双边范畴，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也因此具有多重意义。
许多人将中美关系称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两国利益既有共赢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既有推动两军关系成为朋友的一面，也有使两军关系成为对手的一面。这就需要对中美军事关系加以管理，确保两国利益的共同面始终大于冲突面，推动两军为友的因素始终大于推动两军对敌的因素，把“对抗与冲突”关在“合作与共赢”的笼子里。
中美两军作为亚太地区两支强大的军队，其相互关系早已超出双边范畴，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也因此具有多重意义。首先，使两军关系从中美关系的“短板”变为新的增长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但在安全领域，由于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和美国实施的对华军事制裁，中国更多的是立足自力更生推进军队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崛起的过程既是中美经济依赖日益加深的过程，也是两国安全互疑日益加重的过程。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就是防止两国在安全领域冲突的一面上升，进而侵蚀以经济依存、合作共赢为主调的基本面，避免在亚太地区形成美苏式冷战，开辟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前景。
其次，有助于地区营造良好的安全与发展环境。近年来，中国周边热点问题持续升温，与中美长期处于不冷不热、似对抗非对抗的状态有很大关系。个别国家为了在岛屿争端和领海划界上谋取更大的利益，千方百计拉美国做靠山，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增进中美战略互信，有助于为这些热点问题降温，降低两国两军因第三方因素走向冲突的风险，从而为地区国家营造良好的安全与发展环境。
最后，为重塑地区安全架构打下良好基础。冷战后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缺乏覆盖整个地区的安全体系。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之间的“轴辐式”双边军事同盟，有很强的针对第三方的特性。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介入地区安全问题，只会加剧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将有助于化解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不利方面，为重塑地区安全架构打下良好的基础。
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一方面要加强交流与沟通，提升合作水平，增进战略互信；另一方面要加强危机管控。
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前景广阔，因为两国在安全领域有若干共同利益，如都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都致力于防止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都致力于维护太空、网络、海洋等全球公域的安全。
两国最大的安全利益是避免冲突和对抗，像中美这样经济深度依赖的核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不可能有胜利者。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道路曲折，因为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迥异，还存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过程是在两国战略互信长期不足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在两国“安全困境”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的。
近年来中美两军关系呈现积极发展势头，并不表明双方的矛盾已明显减少，考虑到两国国家利益的差异性甚至冲突性，有些矛盾可能将长期存在。例如，几年前中方就提出阻碍中美军事关系深入发展有“三大障碍”，即美国对台军售、美国长期在中国海上专属经济区进行舰机侦察、美国《2000年国防授权法》在12个领域限制中美军事交流，这些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关键是美国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两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识下相向而行。一方面要加强交流与沟通，提升合作水平，增进战略互信；另一方面要加强危机管控，防止矛盾演化为危机，进而干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军事关系大局。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国内质疑声始终不断，近期随着大选临近更有上升趋势。但事实胜于雄辩，短短两年多时间，中美军事关系正在走出“走走停停、时断时续”的怪圈，实现历史性突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是前无古人之路，也注定是充满挑战与荆棘之路，需要双方保持战略定力、付出更大努力。(作者赵小卓 单位：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