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五四”运动以后，本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新形式的文学，就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后因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并不腐化，为什么甘心做鸳鸯蝴蝶派？而我对这个派不派的问题，也没加以回答。我想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事实来回复这些吧！

父亲并不是没有惆怅，他说：“天下之人皆醉我独醒，天下皆浊我独清，若是乎为可喜之事，实则四顾而无偶，落落而不合，盖至惨痛之事也。”老舍说：“张恨水是最爱惜羽毛的。”他的确是父亲的同志和朋友，他了解父亲。父亲说：“禽鸟犹能爱惜羽毛，人岂独不云然。然果有其人，食不得竹实，饮不得清泉，栖不得梧桐，当有孤独之痛矣。”

是幸还是不幸？父亲处在新旧文化交替，中外文化涵化的大过渡时代。新旧交替不同能简单以新代旧，中西涵化也不能全盘西化，抱残守缺、闭门锁国的封建余孽应在扫除之列，但一味崇洋推翻一切文化传统也会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无论是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还是王明的“纯粹又纯粹”还是有些文化名人提出的“我觉得应当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旧体小说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无用”“章回小说归为旧派，格式呆板，把好好的思想白白的糟蹋了。”“《啼笑因缘》是小市民文艺中一种封建形式。”

父亲针对这种批评也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啼笑因缘》一出，简直是个大奇迹，大家有这一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起反动作用……我觉得章回小说不仅是要遗弃的东西。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班人……我愿为这班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