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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原谅作品中的越轨者?

2018-04-26 09:30:28   南风窗

前段时间,日剧《贤者之爱》风靡中国互联网。该剧的梗概是这样的:女二号为了成为女一号,从小到大抢女一号的东西,她的项链、她的初恋,甚至她的父亲(并导致女一号父亲自杀);女一忍气吞声了20年,她将女二的儿子调教成深爱自己的情人,上演了一段母子恋,以此报复女二……  

只看这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种关系设定的“变态”。可有意思的,观众却看得异常投入,一边为小忠犬被虐心疼,一边又对女一的复仇拍手称快。鲜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故事,我们还会如此叫好吗?  

事实上,人们对于文艺作品与现实生活的态度常常是矛盾的。现实生活中,出轨者就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对许多文艺作品触及这个题材,我们的态度却可能不同。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安娜明明是个出轨的女人,但读者看到她那种忠于自己情感的“生机勃勃”,又不免被她打动;比如韩国一些很经典的爱情伦理片,李政宰、李美淑的《汉城晚娘》,裴勇俊、孙艺珍的《外出》,全度妍、孔侑的《男与女》,均涉及男女婚外恋,这似乎是千夫所指,但在导演细腻的镜头下,这禁忌之恋背后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奈,它也许无可原谅但却能得 到理解。再比如母子恋、父女恋,现实生活中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在《洛丽塔》、《那个凶手不太冷》里,人们的态度却又犹疑矛盾起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实生活中我们难以容忍的现象,一旦置换在文艺作品中就能够得到理解甚至赞同?  

《牯岭街》里的小四  

不妨先从一部电影说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电影改编自台湾1961年真实发生的一起青少年杀人事件。1961年6月16日的《联合报》是这样报道本案的:本市牯岭街七巷底,发生不良少年情杀案,现年16岁的“璧玉帮”老幺茅武,因醋海兴波竟持利刃将芳龄15的少女刘敏连杀5刀致死,疑凶于杀人后并未逃逸,且伪称是被害者的哥哥,但为七分局刑警陈汉英看出破绽,旋即将其捕获侦办。  

想想看,如果今天你在网上读到一则类似的新闻,你会有怎样的评价?冷血杀人犯,不良少年,缺乏教育,没有生命意识,现在的青少年到底怎么了……没有人会同情茅武,一方面是他的行为不值得同情,另一方面是在如此简短的新闻中,他是一个面目模糊的人,我们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具体原因、他的内心想法,他只是一个脸谱化的大恶之人。  

但如果你看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你对杀人犯小四的态度却会复杂得多,因为在200多分钟的时间里,杨德昌赋予了小四“人心”,小四成了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49年前后,数百万人逃往台湾。然而,在这下一代的成长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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